话语、建构与认同：少数民族新闻研究_李欣_9787516189733

　　《话语、建构与认同：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主要探讨了少数民族新闻话语变迁与国家认同建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新闻话语开始向“大众化”话语转型，1991年至2000年多类别多语种系统化的话语载体繁荣发展，“经济话语”鲜明地成为新闻报道的显著指向。2001至2009年少数民族新闻话语的传播理念日益贴近实际、贴近百姓、贴近生活，话语类型体现为超文本特征。大概在2010年之后进入“微传播”时期，聚合话语理念包括主题建构、情感交际、参考评述、身份认同等各个层面，话语类型向多模态和更为亲切融合的语态方向转变。

　　少数民族新闻话语功能和传播价值不断凸显，面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表现出全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国家话语，社会稳定时期表现少数民族谋求发展的自省式话语，作为传播策略吸引受众的娱乐消遣话语等。它与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不同地域的民族主义，国际分裂民族主义等社会力量冲击博弈，越来越多地显现国家传播以及不断深入大众生活的双重话语特征。少数民族新闻话语的传播效果重在异质融合，以社会文化认同作为出发点，扩大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叠区域，是有效构建国家认同至高目标的重要途径。

　　全球化不断席卷而来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无论是个人、群体乃至国家之间网络交流空间的边界都在不断地变化与超越，信息交流的无限性正在狂飙突进，即使民族国家作为最稳固的组织载体，也被淹没在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危机的混乱之中。

　　由于人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不停地快速转换，社会个体所能感知的生活确定性不断降低，加之中国处于全面转型等社会背景因素，这一切的变化都使得当代国人的时间概念、空间概念和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置换，高速运转和规模庞大的社会本身所负载的高危风险因素日趋增多，使得个人认同的基础已经由本体性安全坠入本体性焦虑之中，由此国家认同就会遭遇认同主体的模糊缺失与客体上的无从参照。

　　当今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的认同危机，不仅涉及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包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是，构建国家认同，首先应该直面“国家认同何以成为可能”的前提叩问，在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探寻社会公众确定性归属感的高层定位，国家认同的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少数民族新闻话语与国家认同建构，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于国家认同的基础性支撑体系，即国家的政治价值系统主要通过新闻传媒进行主流观念的大范围普及和内化，因而运用少数民族新闻话语促进政治价值观念的社会化过程，始终在主流政治文化生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新闻话语与公众舆论是相互影响的两个系统，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话语系统在主流意义语境中选择事件并提供信息；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在特定的认知图式基础上，利用媒体建构自身关于民族事务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意义。

　　本书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新闻话语建构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深层意义指向。从1978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新闻报道在整个社会以改革整顿为背景的基调下，党报和各级各类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成为主要的话语载体，少数民族新闻话语的信息内涵日渐丰富，表现出平易和富有亲和力的语态。1991年到2000年的少数民族新闻话语，在国家对新闻媒介进行宏观调控管理的背景下，多类别多语种系统化的话语载体繁荣发展，“经济话语”明显成为新闻报道的核心指向。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急剧变革。

　　1978-2000年，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初期，少数民族新闻话语转向“大众化”话语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因为媒体处于高速、多元化发展时期，大众文化传播的广泛性所构成的社会趋同机制，有助于融合地域性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形成“和而不同”的统一的社会文化基础，整合并构建民族国家文化的共同性。大众文化的传播赋予社会行为以规范性和文化意义，并且因为传播活动的重复性和累积性，使得遵循社会规范和文化意义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所以大众文化对文化认同整合民族认同，并将其提升为国家认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话语、建构与认同：少数民族新闻研究》：

　　少数民族新闻话语不仅是反映族群特定文化特征的符号系统，而且体现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新闻媒介活动，它所涵括的丰富内容包含一个国家内部的主体民族如何观察少数民族，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的过去、当今以及未来发展，怎样建构不同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归属感。

　　少数民族新闻话语作为一种共享的符号体系，具有塑造公众思维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传播国家政治行为理念的同时也在规范公众的行为。“国家认同是以个体的心理认知和判断为基础，通过个体自身的行为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和忠诚过程。”①全球化时代公民的国家认同，不再体现为既定国民身份的归属感，而是需要一定公民意识的支撑，少数民族新闻话语的社会意义使人们的思想文化超越地域、族群的限制，是不同民族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中介机制，它通过一定规则的符号表达体系及其意义的建构作用，影响或者改变不同群体的身份边界，有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拓展公共领域的形成，形成了少数民族关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变化机制。

　　换个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与其自身的认同存在更为紧密的关系，每一个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形成、生存与发展，除了具有血缘、肤色等亲缘特征，更重要的是共享语言、习俗、宗教在内的一系列信念，这是一种类似于黏合剂的价值聚拢机制，这就意味着在不同族群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中，对一些主流叙述达成一致共识存在诸多中介因素。因此，要理解少数民族新闻话语对于国家认同的真正影响，就需要准确地认识在人类社会结构中认同构建的序列组合过程。

　　划分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同结构，“第一个序列是层级结构，体现为家庭、社区、地域、族群和国家认同的依次排列过程；第二个序列是文化结构，体现为语言、宗教、传统、习俗、道德认同的依次排列，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具体而言，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依次被排列为以下四种形式：第一，包括家庭和家族范畴内的心理认同；第二，包括生活地理范畴的地域认同；第三，以族群认同表现出来的集体认同；第四，实现国家整合与稳定保障的国家认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实际上就是协调上述四种认同序列的有机协调，但是在实现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有机排列中，仅仅依靠自然而然的控制是难以起效的，必须借助外在的“硬性”和“软性”刚柔相济的力量，少数民族新闻话语主要从文化结构的层面保证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反映现代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进程，成为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社会“柔性”控制的重要机制，是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性、地域性与国家治理之间整合与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全球化时代公民的国家认同不再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国家制度、公民教育、文化战略等社会各方面不断培养和稳固，建设一个公平民主和谐的社会，新闻传媒是促进公民共同感和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平台，在积极强化现代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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