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文集：全16册_郑新立_9787516166093

　　《郑新立文集》计划收录郑新立1981年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工作开始到2015年35年间撰写的有关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文章。书稿集中体现了作者35年来经济研究的主导思路，即研究经济增长如何为广大居民带来利益，研究如何尽快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大居民消费，二是如何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书稿大部分文章登载在《人民日报》《求是》《经济日报》等杂志报刊上，都与相应年代改革发展息息相关，超前或及时地展示出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进展、问题及对策。阅览书稿，不仅能够从中得到理论启迪，而且有助于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和未来发展走向。

《郑新立文集》说了什么？

编者按：郑新立被评为2013年中国十大著名经济学家。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新立文集》在市场刚一推出就受到读者关注。很多人认为，通过他的书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与走向。为帮助读者更好了解此书内容，特选编了其主要观点，分三期刊登，供读者参考。

1981年8月，郑新立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毕业，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不懈探索。由于他先后在书记处研究室、国家计委研究室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参与了一系列中央有关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文件的起草，更由于他勤于思考、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在工作中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学术著作。这些成果有些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论阐释，有些是对经济走势的分析和对策建议，有些是对重大经济难题的研究，有些是对国外经验的比较借鉴。概括郑新立的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如下：

一提出把最终产品率作为评价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个主要指标

1981年的《最终产品与最终产品率》一文，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搞“重重、轻轻”，造成消费品短缺、商品匮乏。在文中，他提出把最终产品率作为评价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个主要指标，提出最终产品就是最终消费品，最终产品率即最终供居民消费的产品在整个社会产品中的比例，应当从增加最终产品即最终消费品出发制定计划，提高最终产品率，使广大居民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实际利益。这些基本观点对20世纪80年代制定重视农业和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政策，结束短缺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合理投资规模的界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投资的约束机制，加上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投资规模膨胀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周期性大起大落，成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困扰的问题。如何把投资率或积累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经济主管部门和经济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1983年的《基本建设规模的制约因素》一文，在吸收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合理投资规模低限度（或称下限）和高限度（或称上限）的设想。低限度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应至少能保证新增劳动力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低于现有社会劳动力的平均水平，而且能逐步有所提高。高限度即社会扩大再生产规模应能使包括新增人口在内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不低于上一年，而且还要有所提高。该文提出的确定合理的投资总规模的数量界限，对医治投资饥渴症，实现投资总规模调控科学化，具有开创意义。

三在改善宏观调控中确立新的计划职能

在1993年至1998年期间，经济运行中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抑制通胀。当时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还要不要计划，如何转变计划职能，这是郑新立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他的观点是，市场经济需要宏观管理，但是这种管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应有所不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一文，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处于二元结构状态，经济发展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与此同时，必须建立起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生产力布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在国际交流中保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各种调控手段的运用，应当互相密切配合，同时在权限上互相制衡。其中，重要的是计划、财政、金融手段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宏观调控必须以不妨碍微观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为前提，强调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动力和活力，关键在于它能通过物质利益和市场竞争，使每一个生产经营者都充分发挥出主动性和创造性，都能根据市场需求和效益原则来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方式。各个生产要素能根据价格的高低，集中到需要也是效益很好的地方。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这种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发挥，必须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在宏观调控中，要明确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另外，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合理竞争，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之一。1994年，他发表了《改革计划体制，转变计划职能》一文。同年，针对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发表了《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确立新的计划职能》的文章，围绕转变计划职能问题，提出计划应合理确定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制定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综合协调经济杠杆的运用，运用国家直接掌握的资源平抑市场。

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体制

1995年《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体制》一文提出通过市场竞争和产业政策引导形成投资激励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行业之间和同一行业内的各个企业之间，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自由流动的机制。

他提出通过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对竞争性、基础性、公益性项目投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强化竞争性项目投融资的市场调节，拓宽基础性项目投融资渠道，改善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制度。他提出改进对投资总规模的调控，除了依靠强化投资风险约束外，还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调控体系，运用资金调控、规模调控、质量检测等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投资规模，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引导，培育为投资主体服务的咨询、设计、审计、招标投标、工程监理等服务体系。这些建议对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五建立和完善计划、财税、金融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后期，结合抑制通胀和扩大内需的实践，郑新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宏观调控的功能、特点、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既不同于以美、英为代表的分散型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同于以德、日、韩为代表的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主要体现在计划、财税、金融三大调控杠杆的运用上，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要求出发，形成高效、灵活、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控体系。计划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财政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金融调控的作用主要在总量平衡。三者之间相互协调，形成合力，构成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自　序

１９８１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开始了经济研究生涯。１９８７年书记处研究室被撤销，我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在国家信息中心工作两年，之后到计委研究室，２０００年又回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直到２０１３年退休。２００９年，我协助曾培炎同志创办了一家社会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和国际交流工作。

从这些经历可见，改革开放３５年，我始终有幸在中央一级的机构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 到“十二五”，我连续参加了五个五年计（规）划起草组的工作；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四个党的重要改革文件，我都参与了起草工作；我还参与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的研究工作大多围绕着中央文件的产生、阐释和贯彻落实中的问题来进行。因此，收入我的《文集》中的文章，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体制机制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各个时期遇到的困难和矛盾，以及这些困难和矛盾是如何被一一克服的。当然，这些浩繁的文字，浸透着我的心血和汗水，体现着一个经济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表明了一个个人的研究如何融入时代前进的洪流。

如果把３０多年致力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心得梳理一下，我想以下几点值得分享：

经济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经济学是富民强国之学。如何使我国经济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是经济研究所围绕的目标。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决定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寻找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好的办法来自于群众。经济研究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并善于把好的经验提升到国家政策和理论的高度，使之在全国开花结果。多年来，我一听说哪里有好的做法，就一定迅速赶到，做实地调研。因此，我写的文章、报告、建议，都有实际案例为支撑，做到不说空话。这就叫“接地气”。由于立足于实际，形成的观点也敢于坚持。

一定要用定量分析方法。经济学是一门精细的科学。现代经济中的各种参数既表明经济运行的不同状态，又相互影响。离开具体的动态的经济数据，不可能对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许多经济规律，都是在对大量经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对经济数据保持浓厚兴趣和高度敏感。我写的文章和提出的观点，一般都有足够的数据来佐证。这也是文章和观点说服力强的诀窍。

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经济学是以不断变化的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变化很快，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矛盾和问题。我的切身体会是，如果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往往导致南辕北辙。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时，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的五年，我们一直在同通货膨胀做斗争，而到了１９９８年之后，我们又反转１８０度，改为同通货紧缩做斗争。因此，前五年宏观调控的基调是抑制通胀，后五年改为扩大内需。如果墨守成规，必然铸成大错。遇到新问题，没有人能告诉你现成的解决办法，也不能听前人说过什么，只能靠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智库人员，更应发表独立见解，切莫人云亦云或揣摩领导意图。因为在这个时候，领导最需要听的，是智库的意见。对于自己经过独立研究形成的观点，一定要敢于坚持，即使大家都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也毫无关系，因为历史多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一定要有全球视野，从国际比较中获得灵感。经济学是一个国际性很强的学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大国和小国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加快发展，必须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们比较多地借鉴日本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之后又学习借鉴德国和美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对于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小国的经验，如韩国工业化的经验，爱尔兰跨越式发展的经验，芬兰和以色列重视发展科技、教育的经验，荷兰发展高效农业的经验，以及印度发展软件产业的成功经验，法国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我都专门前去进行了考察，从中开阔了眼界，得到许多启示。为了起草《招标投标法》，我走访了各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仅对美国的专项考察就去了十一次，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美国进行了深度观察，每一次都有很大收获。虽然改革３０多年我们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还要谦虚地做小学生，要取各国之长，借助于各国人民的智慧，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定要勤奋好学、埋头苦干。经济学是一门需要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学科。我在书记处研究室时，有幸在梅行同志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横溢的老革命，他经常告诫我们，研究室的家规就是“埋头苦干、无名无利”，对我的影响极深。以后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把这八个字作为座右铭。做智库工作的人，一定要多读、多看、多思、多写，特别是在精力充沛的年龄，更应抓紧分分秒秒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在计委工作时，经常加班，常常到深夜。我的同事们都有一股很高的工作热情。如果加班没有叫上谁，谁就会有失落感。一篇文稿，往往要改很多遍，有时要推倒重来。我们中央文件的产生过程，在世界上应当说是最为民主的。起草组的同志都把改好每一个字作为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大事。勤奋、认真，可能是对一个经济研究和智库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我的学生们问我，你的工作任务这么重，怎么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我心里明白，除了我的勤奋努力之外，我的母亲为我付出了很多，她为我照看了家庭和孩子。她今年已经９１岁了，仍然坚持步行上下楼锻炼，她的坚韧遗传给了我。我的老妻刘世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是她承担了家务，让我全力以赴工作。我的儿子郑哲在成长过程中，我没有用很多时间陪伴和帮助，他常常在我回家时已经入睡。对母亲、妻子、儿子，我都怀愧疚。我的这些文字，是全家人的付出换来的。

感谢我的学生徐伟从各个图书馆和网站上查找到许多我的文章和书籍，并加以复印。感谢许琳编辑对文稿进行仔细勘正和精简。读者在看到这些文字时，如果感到有一些用处，觉得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我没有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