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论文集。但是，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论文集。因为它不是常见的同一主题论文的归集，也不是某次论坛论文的汇总。串连起这部论文集的有'一条红线，叫做“优秀”。

　　是的，这是一部优秀论文集。说得更准确一点，这是一部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年度优秀论文集。收录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是从当年上万篇论文中吹糠见米、沙里淘金，精心筛选出来的。这些论文，或在思想上有所建树，或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或对老问题给出了新解释，或对新现象提出了新观点……春兰秋菊，各秉所长。但是，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扎实。无论是观点的论证、现象的剖析、文献的征引，还是方法的运用、模型的构建、实验的操作，无不反映出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持论有据，言之成理。因此，这些论文堪称我们这个学科的治学楷模。

　　当然，中国自古就有“文无*一，武无第二”之说。一篇文章优秀与否，向来见仁见智，众口不一。因之，收录在这个集子里的所谓“优秀论文”不过只是我们眼中的“优秀”而已。“我们”者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同仁们。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劳神费力地从每年成千上万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遴选出这区区十多篇优秀论文来，本书附录中有所交代，此处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学术视野可能还不够宽阔，我们的学识素养肯定还不够深厚，学人志趣，各随其心，做出的选择也就不敢说客观、公正和全面。但有一点应该是问心无愧的，那就是我们对学术的真诚。这不仅体现在我们对遴选标准和程序的坚守，比如，本所学者的论文一概不参与遴选；更反映在我们对遴选评语的慎重拿捏，字斟句酌，臧否有度。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给这些“优秀”增添几分纯粹。

　　现如今，学术评价已经很难纯粹了。各种评优评奖由于掺杂了太多的利益纠葛和关系考量，致使评选结果含金量严重不足，诟病连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期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恢复学术的尊严，尽可能让优秀的学术成果获得应有的尊重。这很难，但是再难总得有人去做。治学是需要“优秀”引领的，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更是如此。新闻学进人中国不过百年，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不过三十来年，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这个学科积淀不深、规范不够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更需要有好的、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来引领整个学科的发展，来为本学科治学立论提供榜样和示范。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想要成为优秀，一定得与优秀为伍，一定得向优秀学习。为此，在编辑这部论文集时，我们特地邀约人选优秀论文的各位作者，就其论文的选题来源、研究过程、写作心得等另撰一文，与其论文相配，以为示范。这也是这部论文集不同于一般的一大特色。

　　既然这部论文集与众不同，那就有必要赋予它一个不同寻常的书名，以承载我们的想象和期许。最初的备用选项不下十个。直白的，缺少趣味；抽象的，又嫌朦胧。环肥燕瘦，一时难于定夺。经过反复磋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与优秀为伍，仿照前辈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例话》，给这部论文集定名为《治学例话》。

黄旦 

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 

创变求新而后知不足 

媒介使用、媒介评价、社会交往与中国 

社会思潮的三种意见趋势 

为传播学研究积累实证经验 

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 

——基于共引分析方法的研究探索 

传播学的理论创新需要范式与方法的创新 

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 

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 

用笨拙的方法做学术 

网络人际传播中印象形成机制的实验研究 

让兴趣引领研究，在文献研读中积蓄能量 

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 

——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 

新媒体研究：在“变”中寻求“不变” 

“触媒”时代受众自治的“纸媒”社会化媒体特征 

——以城市生活类周报iPhone形态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研究是一项集体创造的活动 

……

　　《治学例话：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品鉴（第一辑）》： 

　　自然，关于这方面还有待更为具体和细致的考察，比如中国不同代际的办报者，不能归于一统而是需要区别。有研究者就认为，“五四”一代比之维新一代，更注重个人生存体验而不是民族国家，因此对于政治有一种疏离感。“五四精英带着比他们任何前辈都更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感情，来为他们的忧思而战。”不过在总体上，这种个人之思即便存在，也难以与“耳目喉舌”的“集体感”抗衡，这既有现实时势的原因，也不能排除文化传统的内在作用，仅用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来解说，亦不免有过于简约化之嫌。以此观之，1949年后中国报纸归于一统，清一色是党的“耳目喉舌”，“能吐一切，能纳一切”，或许本就有其文化基础。当然，个体和总体的张力，也是始终隐伏其内驱赶不散，至今依然纠结，“剪不断，理还乱”。 

　　把“耳目喉舌”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经验性材料来证明它所具有的含义以及对于实践操作的影响，是本文直至目前主要想做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深入一步，可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发掘。当被赋予“耳目喉舌”时，报刊（作为一个机构）就只有存在于两种可能之中：或是功能或是工具，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主体地位。换言之，中国的“耳目喉舌”必然是依附于某一个集体／群体／团体的主体身上，否则在社会结构中就无容身之处。“耳目喉舌”之上有一个阿尔都塞式的“绝对主体”，在这绝对主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映照”中，报刊才看到自己的“主体”位置，是对象化了的主体。康有为虽然一而再，再而三上书光绪帝，竭力倡导“设报”，可是在其《大同书》的乌托邦设计中，却看不到为“报纸”留有一席之地，或许多少也让我们悟出点什么。这与欧美国家通行的“第四等级”或者“看门狗”完全不同，后者不仅在结构上有其代表性空间，是从结构中生发出来的一个独立阶层之概念，而且报纸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无论其在实践中的表现是否尽如人意，至少在观念意识、制度安排和话语策略上是如此。 

　　所以，“耳目喉舌”所表示的只能是一个通道，而且是单向的通道，不会是一个公共交往的空间。无论是作为实体的概念，还是在喻意层面，它所提供的意涵，都“只供通过，不供活动，目的仅在于流动”。当然，不是说“耳目喉舌”不可能形成乃至促成交往空间及其关系的构成，而是说无论是推动还是促成，都需依赖于其背靠的主体的意志，是根据报刊所属的主体发出的指令，报刊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耳目喉舌”的主体对于关系的要求和想象，就划出了这个被允许的交往空间边界和关系的性质。如“调节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是宗教的目的，因此，它总不把自己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不仅如此，这种根植于人性本身的特性在宗教身上体现得越抽象越普遍，“便愈能广泛传播，不管法律、气候、民族有何不同”。那么，作为“耳目喉舌”的报刊也要结成和调节关系，不是彼岸而是此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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