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年鉴.2013（中国社会科学年鉴）_崔民选_9787516159248

　　2014年《郭沫若研究年鉴》由郭沫若纪念馆和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共同编纂完成，出版社则改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被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出版系统之中，另外也被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的创新工程项目之一，从各个方面来看《郭沫若研究年鉴》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郭沫若研究年鉴2013》：

　　战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最初批评，系针对《从现实学习》。《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3卷时，编者认其为“自传性文章”。这代表了学界的普遍看法，相关解读文章大都指向沈从文如何坚守纯文学理想。但笔者读后的基本判断是：与其将它看成自传，不如看成政论。

　　沈从文称当时为“杨墨并进时代”，他既不从墨，也不从杨，因此有不少“责备与希望”，所以特意写作该文，“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杨墨”仅仅是一种文字修辞，还是确有所指？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但当时言论界谈及“杨墨”的并非沈从文一人，当确有所指。综合各种材料，笔者认为，沈从文所谓的“杨”，指“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的国共两党；“墨”，指的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因此，《从现实学习》并非仅仅自言其社会重造的理想和经历，而是介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

　　对国共两党武力相争的批评，是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但对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的批评，却颇为独异。这突出表现在他对闻一多毙命和民盟争取国府委员名额两件事的评价上。

　　沈从文说“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而为愚人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所谓“毁去”的朋友，指的正是不久前惨遭暗杀的跟沈从文同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闻一多。相比于闻一多，沈从文更看重像他自己这样沉默着的“生者”。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用“愚者一击”来描述闻一多被特务枪杀的事实。经过长期调查，1946年9月，民盟正式发布《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以大量确凿证据，确证凶手和主使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要求“课问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责任”。事实既已大白天下，沈从文10月写《从现实学习》却还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难怪民盟成员，闻一多和沈从文的共同学生，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王康以史靖的笔名发表文章愤怒指出：“沈先生不仅在积极地帮凶，而且消极地一字一句的都在宽恕和抵消反动者的罪过。”后来沈从文大概也觉其表达有问题，所以将“愚人一击”改为“反动派当权者爪牙一击”。《沈从文全集》注明所收《从现实学习》来自《大公报》原刊，其实所用乃沈从文建国后改过的版本。

　　沈从文认为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努力奔走的目的只是在政府中有官可做。《从现实学习》中提到的“国府委员”，正是当时谈判所争焦点之一。1946年1月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政府组织案》规定，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前，应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为40人。“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决议。”后来国共谈判中国民党只给中共及民盟13个名额，而中共和民盟坚持要14个名额，后者争取的正是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可见，中共和民盟奔走的并非有官可做，而涉及联合政府是否依然属一党专政的重大问题。

　　闻一多牺牲后，郭沫若先后写作悼念作品达10篇以上，积极参加各次追悼会并发表演说。他并不认为闻一多为“愚人”所击，而明确指出系“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同时，郭沫若还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南京谈判，是努力奔走联合政府的第三面力量中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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