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关让雅克·卢梭的研究与著作，可能远远多于有关其他任何现代教育哲学之作者的研究与著作。各种各样的文献有着数不胜数的标题。虽然不是全部，但这些著作大都论及研究的重要性，正如那些更古老的著作时常表现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根本就不存在尚未涉及的问题。每年，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论著以不同的学科和语言形式出版，这势必会提高撰写又一部有关卢梭教育理念著作的挑战性。
本书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相比于卢梭的其他主要论题，对于卢梭的教育哲学的检验少得令人吃惊，而与此同时，其研究方法又有些刻板。一般而言，卢梭被视为自然教育的奠基人和首位古典作家，据说20世纪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就是在自然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人们一直假定，卢梭的教育观点中存在明晰的关联，至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阐释者们一直在寻找的是教育学说，乃至他思维方式的一致性。
卢梭反对教条，抵制权威理论，可他所撰写的教育哲学却已经成为一种教条。他从未想过会成为一名哲学家，却被当成了一名哲学家。在其自然教育理论的背后，根本没有如今字面意义上的哲学的影子，可他的无数读者却一直声称它是存在的。然而，所谓的自然教育却是人为的，没有具体的经验背景，即卢梭本当从其他各种教育理论中撷取来的东西。就此来看，正是这众多的矛盾使得卢梭及其有关教育的反思变得有趣起来。
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的读者及他们的动机，势必会发现，某种与卢梭本人及其著作有关的东西至今仍具有挑战性和蛊惑性。伏尔泰（Voltaire）在其1766年10月24日致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著名信件中的判断并未抓住事实，已被证明是个彻头彻尾的误判。伏尔泰说，说起卢梭时，只会有微不足道的痛楚，它们不值得受到关注，肯定转眼便会被忘到九霄云外。让雅克的愚蠢及其荒唐的骄傲将不会伤及真正的哲学；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那些可敬之人不会失去对它的尊重。（Les folies de Jean-Jacques，et son ridicule orgueil ne feront nul tortàlavéritable philosophie；et les hommes respectables qui la cultivent en France，en Angleterre et en Allemagne，nen seront pas moins estimés.）（Voltaire 1983,p. 691）。
事实正相反。不仅早在卢梭生前便形成了一股对卢梭个人及其作品的狂热崇拜，而且争论也持续了下去。人们对卢梭的理论始终存在争议：他拥有而且仍然拥有忠实的追随者和好斗的反对者（在法国，Trousson 1995；亦见Cottret and Cottret 2005）；即使现在，他的思想仍会使可敬的读者分门别类，但它并不被视为愚蠢，而所有怀疑他的个性及作品的努力都是徒然的。如今，卢梭是数门学科的一流大师，在教育学科上亦是如此。但为什么会这样？他写了什么使他配得上这一地位？
乍一看，这两个问题似乎都荒谬至极，毕竟，在1762年，卢梭出版了那本有关教育的著作，它被此后的论说反复提及。可是，如果你现在去读《爱弥儿》，这个参考点却令人惊异。很显然，这与其说是出于阅读，倒不如说是出于它作为一部经典的假定地位，一些基础性引文，如回归自然，都被归之于它，于是，它似乎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爱弥儿》不只是一种有关自然教育的理论，也绝非卢梭唯一或真正的有关教育的论述。
任何意欲阐释和评价卢梭教育哲学的人，都不能只是简单地提及《爱弥儿》的前三卷，在书中，大多数引文都是关于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卢梭有关教育的言论必须在他的全集和它们不同的语境中加以推导，把卢梭自相矛盾的风格考虑在内，把他原初的思想传记和非常规的生活方式考虑在内。他的作品中，并非只有一部基础性文本包含其整体的教育哲学。
说到作品，我不仅指的是有关卢梭那些众所周知的书籍和文章，而且包括他的书信，它们在本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咬文嚼字的意义上说，卢梭是个文学人士：光是他一个人就写下了超过16000页的书信，并据之生存，据之思考。语境不仅指卢梭作为社会局外人的生活的众多复杂事件，也指围绕其主要话题的话语和理论。卢梭既非第一个亦非唯一一个思考自然教育的人，也不是童年真谛的首倡者，最后，也不是促进现代教育之发展的唯一参照系。
本书的目标是对卢梭的教育哲学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卢梭的基本问题与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并无多少关联，后者是在《爱弥儿》出版130多年以后才形成的。从根本上说，他处理的神学上的难题，涉及的问题是，人如何能在无罪的情况下生活，相信自己的信念，并成为自己。这与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后者迟至18世纪还在假定，每个新生儿都会重复并延续人的罪恶本质。与此相反，卢梭在《爱弥儿》中建构了自己的第一个无罪儿童，或者说，是建构了后奥古斯丁教育哲学的典范。
这只是卢梭的一个论题，尽管是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但在他有关教育的著述背后，却没有任何前后一致的理论。他有关教育问题的言论很少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的：我们必须说明在《爱弥儿》中受到支持的反论。他的教育反思通常相当随性，不遵循任何教义，只有在《爱弥儿》中已阐明的是个例外，而即使在《爱弥儿》中，也不无矛盾和似是而非。另一方面，若无任何要义，卢梭几乎不可能付出艰辛的努力，去写一本经过深思熟虑的长达500多页的书。问题是，那一要义到底是什么，它与卢梭著作中涉及教育的其他言论有何关联。
我在此处呈现的是卢梭讨论教育论题的方式，将它们与他的哲学问题结合起来，获得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我试图评判他的解决办法，但这只能是从当今的视角来做，因而必定存在临界距离。我自己在本书结尾处得出的结论将是混合性的。一方面，卢梭的教育理论在某些方面乃至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他写下了它们而额手称庆。它们标志着一种哲学反思标准，我们务必不能降至这一标准之下，即使或是因为他的解决办法常常显得很奇怪。但是，每门学科都会从这个伟大的局外人那里得到启迪。
我的观点即现代教育史之观点。我对卢梭在这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很感兴趣，18世纪在这一历史中尤显重要。人们常常把卢梭的角色理解为向现代性转变的角色，而他本人则一直受到前基督教时代的古代作家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的影响。他写下了对进步和现代性的最具争议性的批评，却仍旧被视为现代教育的先驱者。个体性似乎是将兴趣放在单个儿童身上的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但卢梭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是个体性，而是自我之爱，以及它如何以一种也许确实会被公正地对待的方式与社会发生关联。
对于18世纪而言，这种问题观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解决办法会令人信服。这些解决办法总是显得似是而非，而且假若有人更仔细地查看一下，会发现它们也受到了卢梭本人的反驳，而且卢梭也未将它们收回。因此，可以被称为他的教育哲学的东西像音乐一样，由某些基本主题、各种变体以及不和谐声构成。卢梭本人强调了某些论题和方面，他声称自己的理论有一个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问题得到过系统思索，没有激愤之气，不存在根据上下文而出现的变体。
卢梭的思想建立在古代哲学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日内瓦历史之上，也建立在他对法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的近距离观察之上。他讨论其他文化的方式都与此不同：充其量，他因为音乐而觉得与意大利亲近，却与英国或德国格格不入。尽管其焦点是法国，但所有欧洲国家的文化都对卢梭有影响，而在此过程中，其含义各不相同。在哲学上，德国的卢梭通过他伟大的崇敬者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而得到大力建构，而法国的卢梭则仍然要通过他与伏尔泰和哲学家们的对峙来得到理解。
还有一个源于接受的困难。通常而言，卢梭有关教育的言论一直被逐字逐句地加以采纳，而无人查看它们的文学形式。可是，他几乎总是通过小说、歌剧、戏剧、书信和散文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而非像哲学推论那样严谨。它们在每个事例中都有自成一体的评论方式，尽管里面包含了经验性知识卢梭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敏锐而优秀的观察者但它们只获得了有限的应用，可以说，还各有风险。于是，它们不会如教育批评所时常假设的那样，会简单地导致一种教育新实践。卢梭所说的是文学，不是经验，只有作者的经验除外。
让一位说英语的读者适应这一文本尤其富有挑战性。为此，有必要研究卢梭作品的英语版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修正我此前的法语和德语阅读。这也与我接近英国的卢梭的努力相关，这位英国的卢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法国文化在过去和现在对让雅克·卢梭的感知。直至今日，在评估卢梭的论题方面，这种文化差异首先影响到的是当前的二手文献。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教育论题显得相当次要，这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主要的学者都是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
为了本书，法语引文都被修订为英语版本或是被专门翻译过了。大部分信件只有原文版。我使用了信件的不同版本，但参考最多的是R. A. 利（R. A. Leigh）的最后版本，它的网络版仍在建构之中。许多卢梭的著作在网络上都可看到电子版，我将其作为参考，但未加引用。鉴于版本状况，不可能总使用英语资源。《卢梭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中只收录了几封书信，主要著作的翻译良莠不齐，必须与原版加以比照。
本书于2006年2月至6月在广岛完成。我要向广岛大学（University of Hiroshima）校长表示感谢，他任命我为学习科学系（Department of Learning Science）的访问教授，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集中撰写本书。我要特别感谢樋口聪（Satoshi Higuchi）教授及其团队。我还要感谢苏黎世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Zrich）的支持。索尼亚·盖泽（Sonja Geiser）组织了我在日本时送到我手上的研究文献，在成文过程中起到了协调作用。卡琳·曼茨（Karin Manz）和西尔维亚·布克勒（Sylvia Brkler）协调了来自数个卢梭书信版本的引文。莫妮卡·维基（Monika Wicki）使18世纪的各种资料变得唾手可得。我还要感谢丽塔·卡萨莱（Rita Casale）和菲利普·戈农（Philipp Gonon）在我撰写本书时发来启发性电子邮件和评论。米尔科·威特沃（Mirko Wittwar）在我完成定稿之前，翻译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尤尔根·奥尔科斯（Jrgen Oelkers）
苏黎世大学教育学教授
东广岛, 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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