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聆曲录_陈均著_9787100126731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京都聆曲录》为作者十年间所撰昆曲论文、批评文章的精选集，主要包括北方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京越诸剧等内容，侧重于昆曲史理论及对新世纪以来与昆曲相关的文化现象的批评与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搜集史料，深入体会戏曲之文本与历史，亦尝试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构戏曲史，剖析当前戏曲文化生态及其变迁，提供了看待昆曲及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命运的另一种眼光。

　　后记

　　此书算是我多年以来写昆曲方面文章的一个总结。目录分为四辑，大约有如下几类：

　　其一，北方昆曲。大约于2006 年在传媒大学闻朱復先生讲北昆，之后又访问丛兆桓先生、周万江先生、李淑君先生诸位北昆名家，后又撰写《歌台何处》（重版易名为《仙乐缥缈》《义兼崇雅终朝采兰》诸书，已有十载了。访问记有许多，八卦也写了不少，论文却只写了两篇。一辨北方昆曲之概念，一言昆曲史之建构，均因其方法论而感兴味，而撰之也。

　　其二，青春版《牡丹亭》。此又与第三条相关。在近现当代之百年昆曲史上，青春版《牡丹亭》是与民初之昆曲复兴、1956 年之昆剧《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可相提并论之重要事件。亦是在“非遗”之后推波助澜之新事。所谓“日日新”之说，“传统与现代”之说，皆可由此而阐发。青春版《牡丹亭》争议甚多，亦是影响了一时代之剧目。但“天有历数，地有人据”，历史人事皆有其运命，此亦是昆曲于21 世纪之一新变。结果如何，虽难预料，但我在第三部分之中其实已部分回应这一问题了。

　　其三，“非遗”之后的昆曲。2001 年，昆曲成为首批“非遗”。2004 年至2006 年间，中国社会开始“非遗”动员，“非遗逐渐体制化。一则，形成“昆曲热”“非遗热”；二则，因昆曲从边缘、冷门走向较为中心的位置，故有各方势力之角逐，此起彼伏之博弈，我亦有兴趣观察之、分析之，如以官方民间文人之说解之。但近年以来，形势一变，或已是官方之掌控局面因之，也就兴致索然了。权且当做某个变动时代的纪念罢。

　　其四，其他剧种或戏曲现象。如京、越诸剧，偶或写之，多系约稿，其实大抵是考察当前之戏曲文化现象，与说昆曲同，然则是引以旁例耳。也即，谈京越话题，其实亦是谈昆曲也。然亦有笑语，如写百年越剧，原是某刊以纪念越剧百年而约，后又发现越剧已过百年，但还是如此而已了。《春柳》杂志，倒是曾用心写之，原想撰“戏曲与旧刊”系列，但并未继续。

　　其他的，也就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了。或者，也是某种告别的意愿罢？此外，还有一些札记、日记、八卦随笔等，拟另册出版。

　　日来忽于旧文档里寻得俞平伯《临江仙》词，并朱先生之录音。词云：

　　惆怅西堂人远，仙家白玉楼成。可怜残墨意纵横。茜纱销粉泪，绿树问啼莺。多少金迷纸醉，真堪石破天惊。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

　　当日（十年前），亦曾闻朱先生授诸生此曲，其时不甚在意。此时聆之，唱至“休言谁创与谁承”之时，竟是与十余年来昆曲之命运如此贴切（于俞先生而言，则是百年昆曲了。因此词虽是为《红楼梦》而作，或亦寄情于昆曲也。俞先生于1920 年代便曾撰《昆曲必亡》之文）。

　　近读二书，一为拙编朱英诞散文，朱云废名闲谈，曰《牡丹亭》是最好的一部书；另一为胡兰成遗稿《文明皇后》，说及文章，云“有仙意的东西才不朽”，因《牡丹亭·惊梦》之“没乱里”一曲，赞曰“使人读了淹然欲化”。读时皆触动不已，因这些或许都是昆曲、是古典传统、是历史与文学之影响人心，天意难违之力罢。

　　乙未腊月十七日于燕北园

　　“ 北方昆曲”概念之生成与建构

　　作为一个概念，“北方昆曲”在使用上显得相当的模糊与游移，有时它用于地域的限定，指北京或北方的昆曲。有时它又特指某一实体，如民国时期的昆弋班或新中国成立后的北方昆

　　曲剧院。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等辞典上，它甚至被单列为“剧种”。在2002 年出版的《中国昆剧大辞典》上，与“北方昆曲”有关的词条达六条之多，分别是“北昆”“北京昆曲”“北方昆弋”“北方昆曲”“高阳昆曲”“京昆”，在由不同作者所撰写的这些词条中，“北方昆曲”的定义往往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同样，在台湾出版的《昆曲辞典》中，也有“北昆”“高阳昆曲”“北方昆曲三派”“北方昆弋”“南派”“京朝派”等相关词条，其定义也有所分歧。而且，关于“北方昆曲”这一概念是否可能？昆曲能否有南、北及派别之分？一直也是昆曲（昆剧）界争论且缠绕不休的问题。这种分歧和争论，一方面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实存于北方的昆曲现象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也使得昆曲（昆剧）史的叙述有所缺失。本文将对“北方昆曲”这一概念作一个“知识考古学”式的清理，来探讨“北方昆曲”概念的生成和建构过程。

　　一、“北方昆曲”概念的出现

　　“北方昆曲”一词，近现代史上即已有零星出现，但成为一个频繁使用的固定名词，则是在1956 年“昆剧观摩演出”前后。这次“昆剧观摩演出”，是由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和上海市文化局联合主办，“约请了北方以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同志为首的代表团，浙江省以周传瑛同志为首的昆苏剧团，上海市的昆剧专家俞振飞先生，前辈名票徐凌云先生和现在上海市的传字辈演员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等几位先生，同时还约请了上海市戏曲学校的一些学员参加这个工作”。这一名单分类的标准之一显然是地域，但并非简单的“北方”“南方”。在此，“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代表的是地域意义上的“北方”。同时，俞振飞在《新民报晚刊》上以《欢迎来自北方的同行们》为题撰文表示迎接之意。会演中来自北方的昆剧代表团，被命名为“北方昆剧代表团”或“北方昆曲代表团”。

　　此次“昆剧观摩演出”是全国范围的。就其地域来说，自民国以来，除少数地区的小规模演出外，此次演出为首次召集全国的昆剧艺人，正如赵景深所评“空前的昆剧观摩演出”。因此，在这一盛会中，作为身份的标示，“南北之分”这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用语，在此次会演中频频出现，并成为方便使用的惯用语，甚至被当作某种不言自明的常识。譬如，“昆剧观摩演出”被表述为“南北会演”，而且，也开始出现“北方昆曲”“北方昆剧”之类的词汇。《文汇报》1956 年10 月14 日的一则新闻的标题即是“北方昆曲老艺人再起即来沪参加南北会演”，这一标题或许尚存歧义，但报道之正文便将“北方昆曲”作为一个名词单独使用起来：

　　北方昆曲目前仅存的二十多名老艺人韩世昌、白云生等，最近得到中央文化部门的帮助，由分散四方的情况下会合。他们正在重整旗鼓，准备，再上舞台。

　　在昆剧观摩演出中，这种“南”与“北”的区分是为常态。譬如演出场次、戏码的安排，除少数戏码中的人员略有交叉外，绝大部分还是以“南”“北”来进行组织和安排的。1956 年11月14 日，田汉在艺委会上发表了讲话，所涉及的一个主题便是“南北昆”的问题，当谈到语言对于曲谱的影响时，他以“南北昆”为例，“同样一个谱，南北昆的唱法就两样”。而且，在此后的发言中，田汉运用外交术语，将“南北昆”当作类似于两种不同的实体，来加以讨论：

　　我们今天在外交上提出来求同存异，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在戏曲上，这种办法也可以用，求同就是今天南北昆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存异就是南北昆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存在，但是也要相互补充，互相丰富。北方武戏多，南方的文戏多；像单刀会，南方可以向北方学习，北方有些戏没有南方细致的，也可以向南方学习。

　　在此，田汉的划分依然是依照“南方”“北方”这样的地域观念，这或许代表主管戏曲的领导阶层注意到昆剧与地域的关系。郑振铎在谈及“昆剧是否要由中央组织剧团”时，便认为“剧团是要组织的，但是不一定集中在中央，也可以分散在各地，在各原有的基础上发展”。

　　本是集中展示昆剧的会演，反而强化和稳固了“南”“北”之分的观念，在《戏剧报》1956 年第12 期关于此次会演的专题中，“南北”昆剧成为其描述的一个主要角度，如其发表的新闻之标题为《上海举行南北昆剧观摩演出》。在插图页，其总题为《南北昆剧争鲜斗艳》，前言则有“十一月，南北昆剧艺人齐聚上海举行观摩演出。这是戏曲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举”之语。所发的两篇评论文章为赵景深的《空前的昆剧观摩演出》和陈朗的《集中艺人，发展昆剧》，赵文以“北方昆剧”和“南昆”为分界，对其代表艺人一一评点，陈文发表“南北优秀昆剧演员，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之感慨后，也提出“这次观摩演出，也预示南北异地的两个昆剧‘集秀班’的产生，它们将成为今日

　　昆剧的新乐府” 。

　　在此次昆剧观摩演出后出版的《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的“附录”中，还出现了《南北昆剧演出史的介绍》一文，分别由尹明和傅雪漪撰写，傅雪漪撰写之部分题为《北方昆剧简介》，傅文从明嘉靖年间“昆山腔”的产生，到万历初年“昆腔传到了北方”，再到清代宫廷中上演的昆腔、王府昆班、河北乡间昆弋班，最后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状况，以昆腔在北京的传入、兴衰消长为线索，对北方的昆曲状况作了叙述。从此文可见，“北方昆剧”之类的词汇已为公认，但其意义尚集中于对其地域的认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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