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状元_王离京著_9787533331573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大清状元》是一本由齐鲁书社出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作家、山东警察学院副院长王离京。古代的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但他们大多是古代的精英，他们功成名就的道路上，充满了奋斗、坎坷、抗争与传奇。《大清状元》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让读者初步了解清代状元的百味人生，更能让读者从中领悟到学习、生活、处世的道理。

　　在北京的孔庙里，有198通（块的意思）元明清三代的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上镌刻着五万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自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起，至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最后一科——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其间每科所取的全部进士，均有碑刻矗立于此。）
　　属于人事制度范畴兼有教育制度性质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初创，至清末寿终正寝，前后历经1300余年。这项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任用官员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如今的人们喜欢拿高考同科举制度相比，其实并不是很准确。严格说来，科举制度是一种考官的制度，同公务员考录制度更相似一些。但从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制度与高考还真是有得一比，况且它也确实有教育制度的成分在。从这个角度讲，把科举制度比喻为古代的“高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科举制度的创立与推行，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无怪乎有西方学者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的是非功过，很多名人智者已广有评述。在下乃才疏学浅之辈，人微言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始终觉得，延续了那么多年的科举制度，绝对是中国古代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线，很有些值得鉴赏品味之处。所以，从年轻时期开始，我就对这些事情挺感兴趣。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古人称为人生四大喜事。这其中，又以最后一项最具吸引力。所谓“金榜题名”，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能够被光荣录取。因为在被录取之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一切便也都不在话下。
　　同如今官员自称“公仆”不同，古代官员以“父母”自称。既然为“父母”，在管制、教育“子民”的同时，顺便接受他们的供养、孝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而，高高在上做“父母”的感觉，比之于“子民”，那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草根百姓要想跻身“父母”之列，在科举形成规制之前，除了造反之外，好像也没啥更好的办法了。而科举制度的建立，则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榜题名具有如此之巨大的诱惑力，自然会引得无数学子竞折腰。于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无所不用其极。原因无他，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鲤鱼跳龙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我一向认为，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消极因素。而科举制度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强化了这种意识。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读书的目的，是有治国平天下、救世济民的宏大志向，但这样的人为数绝对不会太多。当然了，这并不妨碍那些动机并不怎么高尚的学子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历史，原本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无意为之而写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与导向之下，天下读书人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夙愿，演绎出了数不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之人生故事。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以一种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品读它们的时候，仍然难免会体味到有几分感慨、几分启迪、几分甘苦，起码我是这样以为的。
　　北京城古迹众多，有许多驰名天下，尽人皆知。相形之下，呈“左庙右学”格局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大约是被很多人遗忘或者说是忽略的地方。这两处景点，就在雍和宫西边几百米处。同人声鼎沸、香火旺盛的雍和宫相比，这儿即使不说是门可罗雀，也是冷清得可以，以至于有些的哥的姐竟然不知路该怎么走。
　　其实，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绝对值得一看，尤其是对读书人而言。那儿有森森古树，有古代学子们皓首穷经、寒窗苦读的房舍，有皇帝讲学的大殿，当然还有那些看上去有些庄严的进士题名碑。在这儿流连，体验一番古代学子们艰辛求学的酸甜苦辣，着实能让人生发一些思古之幽情。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碑上留名的那五万多曾经风光一时的进士们，多数也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潮水之中，寂寂无闻了，就如同碑上的字迹一样。还有一些人，以正反两种方式，将自己的名字留给了历史。在一块块石碑背后，隐藏着他们演绎出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已被人们发掘整理了出来，刻在一块块黑色的方形大理石上，与进士题名碑一起，供游人观赏品味。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科举制度的兴趣由来已久。而这些故事，让我潜意识中的一种念头醒来了。这种念头在我的心中埋藏已久，那就是——写写自己视野中科举制度的那些人和事。于是，便从清代各科（正科、恩科）录取的中第状元进士们当中各选取一人，将他们身上发生的与科举有关的有趣故事，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以一种夹叙夹议的体裁、轻松活泼的笔调，为各位读者讲述评论一番。其中，间杂以自己一些另类的现代感悟和体会，以期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与共鸣。选取的目标，以状元为主，兼顾少数名气比较大的进士和重大科举事件。在介绍这些少数著名进士和重大事件的时候，也会简要概述一下同期状元的有关情况，以使各位通过阅读这本小书，对清代的每一位状元都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觉得，从清代这些状元进士们的故事当中，是能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对民众、对人生、对事业、对官位、对金钱等的看法和态度的。而在这些方面，古人和今人其实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在讲述人物故事的过程当中，还兼顾科举制度有关知识以及清代官制的介绍，努力追求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上面的想法，只是我的理想目标而已。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还得由读者说了算。对了，在下写此书可不是为了评职称凑成果，各位千万别把书中所写的这些东西当做学术论文来看待。倘若有谁写论文引用了其中的东西，造成错讹或谬误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图省事了。
　　但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人喜欢这些故事。

　　开门状元傅以渐
　　在吴三桂们的大力支持下，在李自成们的全力配合下，大清轻易地就夺取了大明的江山，就像一个整天为衣食所忧的穷汉，被一块硕大无朋的馅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脑门子上。努尔哈赤、皇太极创立大清基业的时候，不是没想过要取朱家王朝而代之。但在他们看来，这恐怕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奋斗目标。没想到的是，会有那么多人对大明王朝落井下石，从而帮助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由于幸福来得过于突然了一些，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大清统治者们并没有做好坐天下的充分思想准备。因而，他们在开国之初，借鉴延续大明王朝的一些管理制度和办法，比如科举制度之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大清第一位文状元应运而生。此人姓傅名以渐，乃山东聊城人氏。傅以渐作为大清第一状元，含金量似乎多少有点不足。一方面，此时唐王、桂王、鲁王等南明流亡政权还在南方苟延残喘，大清的有效管理区域还没有覆盖到这些地方，另一方面，一些忠于大明的知识分子们，怕担上个汉奸的骂名而不愿与清廷合作。这样一来，本届科举的报名人数、考生质量等，就要打些折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傅以渐毕竟是大清王朝开门状元。第一就是看点，就值得我们山东人为这位老乡而自豪一把。
　　能考上状元的人，大约都是有些异于常人之处的。据有关史料介绍，这个傅以渐虽然出身于一般家庭，但打小就很不一般，“幼时聪明过人，三岁能诵书，五岁熟记经史”。由于平时勤奋好学，所以人家后来就能一举成名天下知，光荣地成了大清状元第一人。当然了，这状元也不是轻易就能当上的，而是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作为基础的。他金殿夺魁的时候，已经是小四十的人了。傅以渐成为大清中央政府公务员之后，仕途一路畅达，飙官速度很快。参加工作之后，傅以渐先是被任命为弘文院处级秘书（修撰，从六品）。所谓弘文院，是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年）设立的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之一。内三院的工作性质和职能，与明代的翰林院差不多，只是三院的分工各有侧重而已。后来，顺治皇帝将内三院合并改为内阁，又单独设立了翰林院。
　　弘文院的主要工作，是给皇帝皇子们讲解经史。其中的一些文官，可以算是皇帝皇子们的辅导老师。比如傅以渐，就当过康熙皇帝的老师。而在他考上状元的时候，顺治皇帝还是个小孩子。虽未经正式任命，但他辅导过顺治的读书学习，也是可以想见的。
　　伴君如伴虎的另一面，是皇帝身边好做官。傅以渐不仅有大清开门状元的名头，还是个温良恭俭让之人，行事内敛谦和，哄得小皇帝很高兴。皇帝高兴了，事情就好办了。短短十来年的功夫，傅以渐从一个处级干部一路升上来，历任国史院侍讲，左庶子，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事，秘书院大学士，国史院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大清国防部长）等职务。其间，还被授予了太子太保、少保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做到了文官的最高级别。假如他在给皇帝做老师期间，也像张居正一样不搞素质教育，动不动就斥骂责罚自己的学生，没准也会死得很难看。所以说，为人臣者，还是低调一些好。
　　傅以渐在生活上比较勤俭朴素，不喜欢摆阔气、讲排场。比方说，有一回他跟着顺治外出视察，喜欢骑着一头小毛驴出出进进。还是半大孩子的顺治觉得挺好玩，一时兴之所至，就顺手涂鸦了一幅题为“状元归去驴如飞”的图画，送给了傅以渐。因为是皇上亲手画的画，虽说不会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傅家后人还是爱如珍宝，特建“御画楼”一座以藏之。在傅以渐的家乡，也有类似“让墙诗”的故事流传，大约是为了说明他为人处事的良好品德。但是此类故事甚多，比如明代，不止一位状元进士的故乡有这类故事流传，让人真假莫辨。傅以渐的“让墙诗”，跟那些故事里的诗是一样的诗。所不同的是，他家让出来的巷子，叫了“仁义胡同”。这个故事的著作专利权到底归谁，笔者无权定夺。各位相信哪种说法，悉听尊便。
　　傅以渐工作比较勤奋，身体素质又一般，所以就落下了病。顺治在位的时候，他就几次申请提前退休回家养病，但是都没被领导批准。直到康熙上台当了皇帝，傅以渐方才得以告老还乡。回家没几年，他就尾随赏识他的顺治皇帝去了天国，时年五十六岁。顺便说明一下，本书所涉及人员年龄，均比照如今干部人事制度的周岁制，而不采用古时的虚岁说。
　　因为出了傅以渐这么个状元大官，傅氏家族在聊城一带，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个名门望族。后人之中，不乏贤者名流，在朝为官甚至成为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比方说，做过北大校长的民国著名学者、人称“傅大炮”的傅斯年，从家谱上论，就是傅以渐的后人。这位傅状元的家学渊源之深厚，实在是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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