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精华本：揭秘+慢忆+亲历+世家（套装共4册）_叶永烈，岳南，周海滨等著_9787806239315

　　《名人传记》三十年精华选集，入选的都是文质兼美的文章，诠释生命的真相，探寻大师的深邃思想，解密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追溯名人名家的历练过程，品味成功人士的境界。
　　本套书以四部分内容精彩呈现：《揭秘》、《慢忆》、《亲历》、《世家》。
　　《揭秘》：揭示历史、故事、事件之谜，聚焦历史一隅，打开历史的问号，用封尘的往事、不为人知的秘密解开被掩藏的真相。
　　《慢忆》：站在历史拐点的交会处，切入名人的生活、家庭，亮出他们的性格底色，折射大时代变迁，私人化的叙事维度，呈现面孔的鲜活和生动。
　　《亲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虽然不是那段历史的主角，只是配角和观众，但是他们从各自的视角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目睹了时代的激变，用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了可以触摸的细节。
　　《世家》：上溯家族发迹之源，追踪子嗣延续之流，纵观气运之流变，揭示荣耀之玄奥。记述悲欢离合、聚散圆却和一幕幕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

　　叶永烈，著名科普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20岁时，叶永烈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截止2013年9月，《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两个“亿”，是叶永烈最看重，也最丰富的精神财富。由科普转向纪实文学后，他的作品《傅雷一家》《雾中的花》等轰动一时，“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国共风云-》，还有反映“文革”和“四人帮”的系列人物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和《陈伯达传》等多几部作品一版再版，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写作，是建立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之上的。用他的话讲，纪实文学“七分跑，三分写”，他亲历历史现场采访，与名人交谈，抢救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事件的原状和人物的原貌真实可信地展示出来。
　　岳南，岳南擅长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进自己的文学作品，为读者重现古帝国文明的光荣与梦想，2012年8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十一卷为其代表作，此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考古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与此同时，岳南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亦有独特研究，其耗费8年心血创作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出版后深受读者好评，畅销不衰。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4位，引发广泛关注。
　　岳南的纪实文学，以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精神与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陈寅恪与傅斯年》入选2008年《光明日报》十大好书、《台湾时报》十大好书；《南渡北归》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冠军。岳南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周海滨，口述历史作家，被誉为“收集历史碎片”的人。周海滨几经周折，寻找、探访隐藏在中国大陆恢复宁静生活的红色后人和国民党将领后人。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和记录者，真实记录他们平常而又不平凡的生活，感受他们与时代的妥协与避让、抗争与重生。周海滨面对面采访了中共六位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通过亲人的口述展现出家庭生活里质朴与真实的领袖人物，让读者体会到历史洪流中抗争与妥协的壮烈人生以及亲人口述下喧嚣与缄默的历史细节，更是中共领袖不为人知历史细节最新披露。他将此行的采访内容写入《失落的巅峰》，诠释了权力巅峰和人生低谷中的人物性格，揭示了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背后酝酿着危机，并亲口讲述自己亲见亲闻或走访故人的历史细节。作者的行文风格适合大多数读者口味，在许多主流期刊都有专栏或约稿，比如《名人传记》、《新京报》、《看历史》、《国家人文史》等，《新华文摘》还全文转载过他的文章。

　　《慢忆》正文赏读
　　我的父亲吴德峰曾是“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
　　文/吴持生
　　吴德峰，中共早期革命家，湖北保康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吴德峰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王震语）。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他历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7年到西安发展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后历任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兼阜平县委书记(纠偏)、郑州市委书记。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后历任国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政法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父亲多年从事秘密情报、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迹鲜为人知，甚至在党内除一些老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不多。但他老人家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始终是受崇敬的严师、慈父。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对党、对革命事业有执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对敌人、对艰难险阻和对突发事件，有随机应变、临危不惧、机智多谋、坚韧不拔的能力；他博闻强识、思维敏捷，长于逻辑推理、分析预测，更有优秀的组织能力。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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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被敌人称为
　　“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
　　1949年5月14日，父亲受命任中央直辖市武汉市市长。那时，武汉刚解放，城市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正常秩序尚未恢复，城市建设、粮食、防汛、灾民救济安置、特务的破坏、暗杀等问题一件件接踵而来，特务曾几次在新生花园等处预谋暗杀父亲，但均未得逞。
　　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爱憎分明、坚韧不拔是父亲工作的风格和特点。那是1947年，武汉的国民党刊物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内幕”的文章，称父亲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的“老奸巨猾的吴德峰”。敌人的怨恨和谩骂，反映了父亲令其丧胆的一面。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忠诚则胆大，认真则心细，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
　　父亲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留下的传奇故事正是这一“神秘之术”的体现。
　　1938年父亲在西安做情报工作时，曾拜访一名国民党上层人物，并趁其打针之际，偷看他桌上放的一份重要情报并牢记下来，然后电报传至延安，后来与得到的原件比对，连标点符号都不差。“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讲法院独立审判的问题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告诉造反派这不是他讲的，是毛主席讲的，告诉造反派是毛选哪种版本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并把原文全背了下来，并告诉造反派这本书现在在女儿持生手中。造反派找我要书一查，果然讲得丝毫不差，不得不佩服地说：这“老家伙”的记性真好。
　　还有一次，他同罗表叔（为地下工作需要，称罗青长为表叔）出外办事，手提箱内放着一份秘密文件。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国民党设了搜查行人的关卡。父亲暗示罗表叔一起进了路边的书店，借购书付钱之际将文件夹在新买的字帖中。父亲交店员包好后卷在手中，让表叔提着箱子先走，他随后大摇大摆地向卡子走过去。轮到搜查他时，他很自然地将双手举起，书也随着举上去，搜完后走了两三步后慢慢将手放下来，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书，又慢慢转身，原地不动地将书出示给搜查的敌人看，并示意地问：“先生这书……”话还没讲完，对方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1930年秋冬，中央交通局受命负责完成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搬家到中央苏区的任务。父亲亲自去过一趟苏区，顺便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一批巨额（十斤左右）黄金回上海。这项工作要求很严格，必须有一整套完备的手续，带回的黄金数量与账单必须相符，不能缺斤少两。在提取黄金时，只找到一个没有秤砣的秤，这给计量工作带来了困难。父亲灵机一动，用四块银圆（袁大头）做秤砣，按当时银圆制造局规定的一块银圆重量为七钱二分，按此计算称出黄金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个子弹袋，将黄金装进去缝死背在身上，外罩长袍，在另外两名交通员的配合护送下，日夜兼程顺利赶回上海。父亲回到上海后，将黄金交给中央经费管理部门验收，发现数量对不上。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相信父亲，说：“德峰同志向来心细，不会错的，你们再找德峰同志核对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父亲仔细回想，黄金从鄂东到上海，始终未离过身，子弹袋缝得很死也不可能掉出来，想来想去，问题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块银圆上，造币厂可能为了克扣银两，银圆分量不足。结果把带回的四块银圆拿去核对，果然如此，按四块银圆核对黄金数量无误。经手的同志无不称赞父亲知识渊博、胆大心细、做事严谨，对党的事业一丝不苟、忠贞不贰，同时也佩服周恩来对干部的信任、了解。
　　1928年，父母从开封撤回上海后，以河南商贾身份租房住机关。房东太太见父母人口简单、有绅士气派，非常欢迎，谁知家具一到马上翻脸，说什么也不让进门，说要住房必须得找三家铺保。一问才知道，这套家具和前面的房客家具一模一样，前面的房客没住几天就被以共产党罪名抓走，家具现在还堆在一间客房中。父亲一听不动声色地解释，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就近随便临时购买了一套家具，并答应立即找三个铺保，房东太太这才答应他住下。事后父亲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并下发通知，今后住机关购买家具、用品必须注意避免千篇一律买便宜货，防止暴露身份……
　　《揭秘》正文赏读
　　梅光迪与胡适：从诤友到对手
　　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他在东南大学和胡先骕、吴宓诸位教授办了一份杂志《学衡》，与胡适积极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唱对台戏。论战的结果自然无损于新文化与新文学前行的脚步，《学衡》一帮人从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诟名。而事实上，《学衡》主将梅光迪与新文化主将胡适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历程的。
　　亦师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觐庄。梅氏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清代出了数学家梅文鼎。其祖上数代务农，至其父梅藻一辈始亲诗书，膝下有三子，梅光迪为长子。十二岁前，梅光迪在家乡受教于父亲梅藻，读完四书五经。据说梅光迪天资聪慧，能够过目成诵，精于制艺文字，十一岁考中秀才，被乡人视为神童。家族的荣耀、旧学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对梅光迪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关系。继承了徽州人闯荡天下的传统，梅光迪年纪轻轻就出门求学，先后在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学习。
　　1909年秋天，胡适在上海看望宗友胡绍庭，而梅光迪与胡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识。1910年仲夏，胡适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梅光迪也去北京，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考试。两人恰巧乘坐同一条船，彼此相见，真是惊喜过望。这段本来枯燥漫长的旅行，却因为两个年轻人的邂逅而充满愉快的气氛。两人促膝长谈，彻夜不眠，畅谈乡情、理想、抱负，越谈越投机，真正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到了北京，胡适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时不见胡适则心情郁闷。这为他们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础。
　　胡适赴美留学临行前，让梅光迪“一言相赠”，梅光迪不仅在赠言中表达了对时局之忧患、报国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励胡适努力学习，施展抱负，“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两人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勉励，交流思想情感。胡适初到美国，是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但是兴趣广泛的胡适对人文的学习与研究依然浓厚，这和本来就致力人文学习与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与话题。
　　1911年8月15日，胡适从北京清华学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来美学习的消息，在日记里用“狂喜不已”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过，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学，两人平时难以相见，只有书信频传。
　　胡适乐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乡之谊之外，更多的是两人在文化领域的兴趣与思考有共同语言。梅光迪旧学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时有见地，并直言不讳，使人真诚有益。有一段时间，胡适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学读书，因遭到梅光迪的断然反对而放弃。而梅光迪敬佩胡适的才气与活力。总之，彼此之间，倾心相对，亦师亦友，堪称佳话。怪不得梅光迪不无自得地给胡适写信说：“得师固难，得友亦难。迪窃尝思之，吾人择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际又能契合无间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强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长补短，彼此借镜耳。”
　　在胡适成长过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其一是鼓励胡适弃农从文。胡适去美学农，梅光迪觉得不合适，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鼓励胡适不要放弃人文的学习。后来，在是否真正改换专业的问题上，胡适依然主意不定，就写信与梅光迪商讨，他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同寄给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态，极其赞成，他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选择专业应该“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这终于使胡适做下了一生早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不仅如此，梅光迪还鼓励与规划了胡适文科学习的发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读到这样的文字，胡适真的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远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进了胡适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胡适从事文学革命思考与尝试之前，这是胡适专业学习的主要领域。而梅光迪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与文化理想，对于国学的探讨成为一段时间两人频繁通信的主要内容。有时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用心用力，丰富而深入。
　　不过，在文化立场与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国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学贯中西，去除“谬说”，回到原典；而胡适认为“凡一种学问必须见诸世用，始不得谓之空谈”，一个回到“本源”，一个追求“致用”，双方已经出现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交流与思想对话。1916年1月几个同学同游时，胡适还写下这样的诗句：“种花喜种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蕴积久，晚发绝众妙。”暗含了对梅光迪的欣赏与激励。
　　渐行渐远
　　1913年9月，胡适转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两人依然书信不断，倾谈国事、家事、身边事，亲密无间。其间，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亲人，经济拮据，在人事处理和学业操作上依然没有理出很好的头绪。他的收获之一，是结识了后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而胡适则依然活跃而忙碌，他办《科学》杂志，到处演讲、调研，风头正健。
　　1914年7月18日，诸友成立“读书会”，约定每周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聚论，人数不多，梅光迪也在列。这段时间，胡适写诗的兴致越发浓厚，且开始有自己独特的写作感受，这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胡适后来致力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
　　1915年，“文学科学研究部”成立，胡适的研究论题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过程中，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学也应该改革。讨论中，梅光迪一开始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给胡适留下了“最守旧”的印象。不过，胡适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说，积极鼓动，认为文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同学们不容坐视，希望梅光迪等同学立志“文学革命”并积极投身其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获得同学们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这反而激发了胡适独自挑战的志气与勇气。
　　经过讨论，胡适决定从诗歌革命入手解决文学革命的问题。他首先提出的观念是：“作诗如作文。”对此，梅光迪不以为然，并断言“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以来已分道而驰”。
　　在胡适1917年归国前的这段时间，梅光迪和胡适就诗歌改革问题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争论，也显示出双方在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
　　总体上，梅光迪虽也认为“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但是，他始终坚持诗歌白话化绝不可行。他认为文化清理工作已经够乱了，激进的做法只会有害无益。他希望胡适致力于思想与学问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诗歌改革，瞎折腾。执著而耐心的胡适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继续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应该用白话替代古文。胡适显然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考察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求依据。
　　1916年7月8日，同学相聚交游，引发一场笔战。在任叔永与胡适写诗、论诗的过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颇为不服的任叔永一边。他认为胡适的想法与做法“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于艺术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适似乎坚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认同的，那么不去尝试与实施，只限于纸上谈兵、高谈阔论是不行的。胡适为了说服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送给梅光迪。这一次，梅光迪带有嘲讽的语气回敬他：“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毫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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