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靠近东非海岸,并与八个国家相邻,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境内资源丰富,政治稳定,民风淳朴,发展基础曾一度与中国类似,在局部指标上甚至优于中国;经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后,目前,坦桑尼亚尽管仍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也是非洲大陆上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改革红利日益显现,国家建设、民族认同成效显著,经济增长连续十多年达到6%及以上,在非洲各国中名列前茅,矿业和旅游业发展强劲,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从农业、工业与制造业、矿业、贫困、社会发展、援助,以及农业、经济增长与减贫联结等七个方面全方位对坦桑尼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遗产与当代政策选择进行了剖析。从中我们发现,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众多国家类似,坦桑尼亚一直在“独立自主”与“依靠外资”(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不管是以商业的方式,还是以援助的方式)之间摇摆与移动,探索国家自主的发展之路。当前,这些国家将面临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态势,从二战独立后到21世纪国际新形势下,诸如坦桑尼亚的非洲国家正借助历史遗产的微光和当代新兴国家发展经验的洞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
中坦友谊源远流长,坦赞铁路是中国援非的历史性标杆,也是中坦友谊的见证,2014年是中坦建交50周年。《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的出版将在很大程度满足国内和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对于非洲国家发展状况的浓厚兴趣。本书适合读者为:从事发展研究、国际发展、国际关系、非洲研究等领域工作与学习的专家、学生、媒体及大众。
本书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RCID)出品的国际发展研究系列丛书——非洲发展研究国家案例之坦桑尼亚。从发展研究(developmentstudies)的研究传统来看,地区研究(areastudies)一直是其关键性支柱之一,建构的是西方知识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体系、知识体系与实践体系,其中,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区域、国家或文化群体都成为了国际发展援助“冒险乐园”中的核心关注地区,有关这些“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细节、治理体系、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传统自殖民时代开始就通过游记、影视、商业报告、学术论文、政策文本等被一一搜集、记载、整理、分类、分析、出版及传播等,从而构建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西方视野下有关“他者”的知识产业,而这个产业在中国来说,仍然非常陌生。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关注点较多地集中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这既有历史上天下中华,万族来朝从而导致闭关锁国等历史遗产的影响,也深受当代强调“自力更生”、“埋头发展”等宏观政策倡导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稍有变化,但中国人之想象的异邦仍然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与国际接轨”、“和世界靠近”等话语中所传递的是“国际”与“世界”相对于中国的外在化、绝对化和西方化。在此认知范式下,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考察投入不仅有限,且关注区域和研究主题上也较为狭窄。直到最近,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地不断迈进,“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落实,以及取消大部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政策的推行等,不管是在宏观政策倡导上,还是在微观发展实践中,中国资本、人、商品、文化、符号等要素的外流趋势都在不断增强,这股潮流夹携着大量来自宏观政策制定与微观企业及个人等主体运行中的知识诉求催生了大量的有关异域知识开发与传播的活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外部世界,尤其亚、非、拉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研究也随之兴盛起来,学科视角逐渐多元,其中,国际发展就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领域。
国际发展的话语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的海外殖民开发思潮与实践,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尤其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双边发展机制的设立后,国际发展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大为增强,延续至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国际发展正日益成为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政治与安全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国际发展援助为载体,从概念、政策到手段,从规则、机构到人员,已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架构,这个架构在运行中越来越技术化和专业化,而在目标的设定上又越来越“去政治化”,逐渐趋于全球公共价值体系,如减贫,环境和气候变化等。但是,这套体系背后所隐含的理论框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基于现代化理论之上,西方国际发展实践固执地认为,要想获得有效的发展必须基于一个确保增长优化的制度变迁,也即只有发育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长期采用“发展干预主义”,并强调“软的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通过其对于“他者”知识体系所构建的“全球公共价值体系”使得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议程更具合法性。
然而,近年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发展架构正面临重大转型,这个转型反映出背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举例来说,2000-2012年间,中国援外资金协议金额从62亿元增至404亿元,这12年间的对外援助额占此前60年中国援外总额的三分之一强。中国对外援助数量上的骤增,形式上的多样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关注和影响,尤其是其与现行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体制不一致的地方更是引发广泛热议。从根本上而言,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最早源起根植于西方早期殖民历史渊源之中就形成的西方与外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单向不对称关系在二战后的另一种体现。而与之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援助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样一种南北关系,以及基于这套关系之上的国际发展实践模式、指导原则、政策话语、治理架构、甚至评价标准等。目前,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进程、传统援助国与新兴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修订与合法性、以及发展资金来源及主体的多样性等都是国际发展界热议的话题,而对于这些话题的探讨无一不涉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实践、模式,中国在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持的观点,以及中国发展经验的价值、分享与可能的贡献等。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继2013年出版过的《国际发展援助——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后又连续推出四本书,《国际发展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国际发展援助——非政府机构的发展援助》、以及一本非洲发展研究国家案例之坦桑尼亚,《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等,之后我们还有一系列基于实地调研材料之上的著作陆续出版。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著作的出版能够一方面推动理论界对于当前国际援助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及所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以便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理论研究与政策完善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能够配合我们中心所协调的国际发展研究网络建设等工作,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国际发展人才和智库。
在上述著作编著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感谢各章的作者,互相分享资料,耐心修改书稿,并对本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马洁文,她不厌其烦地完善书稿的各个细节,没有她的贡献,书稿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工。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对于本套丛书的支持。完稿之时,遗憾之感而起,凡事不能完美,书中自有疏漏贻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曾获得首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科研奖、“友成扶贫科学研究成果奖”,以及国务院扶贫办授予的“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等称号。近年来,引领团队在坦桑尼亚进行了一系列“村级减贫学习中心”的研究创新。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曾去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访学一年,为“中国可持续对外农业合作”研究网络(CSOAC),以及“国际发展时报”(IDT)等知识交流平台发起人。近年来,主要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进行实地研究。
王海民,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与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多次到坦桑尼亚开展实地调研。
武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发展研究和教学管理工作。近年来,以坦桑尼亚“村级减贫学习中心”和“中-坦农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等项目为平台,开展在非洲的发展研究与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