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好诗词：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卷（名家注释点评本）_李白，林东海著；陈祖美编_9787555901907

　　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璀璨夺目，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永恒而无与伦比的两座艺术高峰，代表着传统文学的高成就。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中国社科院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编撰了《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10卷）套书，本书是其中的一卷。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其诗以抒情为主，表现出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又善于描绘自然景色，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

　　《中华好诗词：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卷（名家注释点评本）》由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林东海先生编撰，难解字词加以注释，点评力求精确简约，力求全面呈现李白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瑰丽的天才诗人的创作面貌。

　　⊙陈祖美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白居易描绘春日柳条迎风摇曳之态的名句，无形中似乎也道出了唐宋诗词千姿百态的风姿。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后期到第二个千年的末期，在这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唐宋诗词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乳汁，她哺育和熏陶过多少人，她的魅力又使多少人为之倾倒，恐怕谁也无法数计。

　　然而，有一个事实却为人熟知，这就是在唐宋诗词作家中，特别是其中的名家如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且不说在他们生前身后所担荷的痛苦或所受到的物议和攻讦“罄竹难书”，更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这得追溯到1998年的国庆佳节前夕。那是一个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金秋时节，四五十位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河南——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家乡，出席李商隐学术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由于东道主把此事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对待，更由于成果斐然的诸位李商隐研究专家的莅临，此次年会的成功和人们的热诚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本套丛书最初的编撰契机，却是出人意料的：由于对李商隐的全盘否定和极力攻伐所引发的一种枨触——那仿佛是一位挺面善的老人，他历数李商隐种种“罪愆”的具体词句一时想不起了，大意则说李商隐是“教唆犯”。他不但自己坚决不读李商隐，也严令其子女远离这个“教唆犯”，因此他的孩子都很有出息。听了这番话，有位大学女教师娓娓道出了她心目中的李商隐，而她的话代表了在座多数人的心声。不必再对那位老人反唇相讥，听了这位女教师的一席话，是非曲直更加泾渭分明。尽管这样，上述那种离奇的话，还是值得深思和认真对待的。

　　刚迈出这个会场的门槛，时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王国钦先生叫住了我，以商量的口气询问：能否尽快搞一本深入浅出而又雅俗共赏的李商隐诗歌类编，以消除由于其作品内容幽深和文字障碍等所造成的对其不应有的误解，甚至曲解……联想到上述那位老人莫名其妙的激愤情绪，王国钦先生的这一建议，显然既是出自编辑出版人员的职业敏感，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心。人非木石，对这种公益之举岂有无动于衷之理!后来听说，王国钦还想约请那位堪称李商隐知音的女教师撰写一本《走近李商隐》。这更说明作为编辑出版者的良苦用心，并进而激发了笔者的积极性和应有的责任感。

　　当我回京后复函明确告知愿意参与此事时，随之得到了王国钦大致这样的回音：一两本书难成气候，出版社领导采纳了王国钦以及发行科同人的倡议，计划力争搞成一套丛书，并将之命名为“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而且，还随信寄来了较为详细的丛书策划方案。方案显示：丛书除包括唐代的大李杜、小李杜和宋代的柳、苏、李、辛八卷作品集以外，唐、宋各选一本其他著名诗家词人的精品合集。整套丛书一共十本，每本约三十万字。我当即表示很赞赏这一策划，除建议将李清照换成陆游外，无其他异议。而换掉李清照，并不是因为她的作品达不到精品的档次（相反她的各类作品中精品比例比谁都大），只是因为她在中、晚年遭逢乱世，流寓中大部分著作佚失得无影无踪。后人陆续辑得的十多首诗和比较可靠的约五十首词，即使都算作精品，也很难编撰成一本约三十万字的书稿。当然，要是将评析部分写成两三千言的长文，字数达标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样做，一则太长的文字不尽符合丛书“点评”的体例，二则主要是担心不合乎当今和未来读者的口味与需求。而号称“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人呼“小太白”，其作品总和万数有余，古今无双，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容易保质保量。

　　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我愿意负责地告诉读者：“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以创意新颖、方便读者为宗旨。所谓创意新颖，是指本丛书既不排除“别裁”式的分类方法，更知难而进地在全面吃透作品内容的基础上，从“题材”方面分门别类。类似的分类，以往只在有关唐人绝句等方面的多人选集中见到过，像这样既兼顾体裁又着眼于题材的分类，尚属前所未有。本丛书还在每类相同题材的若干作品中，均以画龙点睛的诗句作为小标题，每本书则以该作家作品中的最为警策之句加以命名，于是就有了《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集》《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集》等一连串或气势不凡或动人情愫的书名。从每集作者作品中选取一句最恰如其分的诗句，用作该集的书名——这一创意本身，无形中体现了出版社对“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的一种极为独到而又相当可取的策划思路。对整套丛书来说，则力求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就是说，同类精品都有哪些可以一目了然。由此所派生的本丛书其他方面的特点和适用之处，则在每一本书中都不难发现。对李商隐的全盘否定和极力攻伐所引发的一种枨触——那仿佛是一位挺面善的老人，他历数李商隐种种“罪愆”的具体词句一时想不起了，大意则说李商隐是“教唆犯”。他不但自己坚决不读李商隐，也严令其子女远离这个“教唆犯”，因此他的孩子都很有出息。听了这番话，有位大学女教师娓娓道出了她心目中的李商隐，而她的话代表了在座多数人的心声。不必再对那位老人反唇相讥，听了这位女教师的一席话，是非曲直更加泾渭分明。尽管这样，上述那种离奇的话，还是值得深思和认真对待的。

　　原先没有想到的是，出版社嘱我担任整套丛书的主编并撰写总序。对此，我曾经再三谢辞。直到最后同意忝于此事，其间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过程，延缓了编撰时间，使出版社在策划之际尚得风气之先的这套丛书，耽搁了一段时间优势。为了顾及一定的时间效益，我于酷暑炎夏中攻苦食淡，最终亦可谓尽力而为了!

　　最重要的是选择和约请每一集作品的撰稿人。

　　丛书的第一本是大李(白)，其编撰者林东海先生，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沿着李白的足迹进行过考察。这对深入研究李白、了解其诗歌的写作背景及题旨等，洵为得天独厚之优势。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诗人李白》(日文版)及近期关于李白的新著，无不体现出林东海对这位“谪仙人”研究的深湛造诣。因而编撰“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中的李白集，对林东海来说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之事；而对读者来说，则将有幸读到一本质量上乘的好书!

　　至于小李(商隐)诗歌编撰者黄世中先生，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于天涯海角与其谋面之前，已有多年的文笔之交，而且主要是谈及李商隐。仅我拜读过的黄世中有关玉溪生的论著已臻两位数。他对人们所感兴趣的李商隐无题诗尤其研究有素，对李商隐著作的每种版本乃至每一首诗几乎无不耳熟能详，其家传和经眼的有关李义山的典籍，几乎难有与之相埒者。因此由黄世中承担本丛书的李商隐集，可谓厚积薄发，定能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以深入浅出之作，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途径走近李商隐，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说明其独特的价值之所在，从而向广大读者奉献一餐美味而富含营养的精神食粮。

　　人们所称“小李杜”中的小杜，指的是《樊川文集》的作者杜牧。关于杜牧诗歌的精品类编，之所以约请胡可先先生编撰，是因为早在他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之前的1993年，就已有专著《杜牧研究丛稿》出版，可谓对杜牧研究有素。同时，笔者自然也联想到曾经拜读过的胡可先的一系列功力颇深的论文。如他提供给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的关于“甘露之变”与晚唐文学的论文，其中既有惊心动魄之笔，亦有细致入微之文。特别是其中把“甘露之变”对文人心态的影响，以及晚唐诗歌之被目为“衰世之音”的原因所在，剖析得很有说服力。“甘露之变”时，杜牧刚过而立之年。稔悉这一政治和文学背景的胡可先，对杜牧诗歌进行注释和评点自然易近腠理，能于深邃之中探得其诗歌之内涵，弘扬其精华，同时也就消除了人们对杜牧的某种片面理解。

　　丛书的宋代名家中，柳永的年辈最高，但对其生平事迹和作品系年，后人都曾有重大误解。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吴熊和先生，对此曾做过令人深信不疑的考证和厘定。柳永集的编撰者陶然先生，自然会承祧其业师的这些重大的学术成果，贯穿于自己的编著之中，从而撰成一本甄误出新之作。再者，陶然虽说是这套丛书十位编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有着相当机智精练的语言功底。无论其何种著作，行文中总是既以流丽多姿的现代语汇为主，又不时可见精粹的文言成分，其用语既富表现力，又令人颇感雅洁可读。同时，他作为年轻的文学博士，在其撰著中很善于运用新颖的科学论析方法，兼具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两方面的优长。表现在此著中，既有对词学源流的总体把握，又能对柳永诗词做出中肯可信的注释和评析。

　　苏轼是古往今来文学家中最具魅力的人物。选评苏轼诗词精品的陶文鹏先生，则是名声在外的多才多艺之辈。在他相继撰写、出版的多种论著中，有不少是关于苏轼诗词方面的，堪称是东坡难得的知音之一。以其不久前结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一书为例，关于苏轼的章节就写得特别全面深透。其中不仅有定性分析，还有相当精确的定量分析。在其他各种论著中，陶文鹏不仅对两千六百余首苏轼诗中的精品有所论列，对三百余首东坡词的代表作亦时有画龙点睛之评。在这样的基础上所撰成的本丛书苏轼集，更不时可见出新之笔。比如，书中引述“苏轼诗词创作同步说”，以及对《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故国神游”等句的新解，都体现了苏轼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从编著者的组成来看，这套丛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较多女性编著者的参与。人数虽然只有宋红、高利华、邓红梅、陈祖美四位，男女编著者的比例只是三比二，与“半边天”的比例还有些距离。但是请君试想：迄今为止，在有关古典文学作品的类似规模的丛书中，有哪一套书的女编著者或作者能占到这样大的比重?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编撰本丛书的初衷和着眼点，绝不是单纯地追求女作者的人头优势，主要还是在不抱任何性别偏见的前提下，使每位撰著者的才华和实力得以平等展现!

　　不妨先从宋红先生说起。她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多久，就主持编辑了一本《〈诗经〉鉴赏集》。我在撰写其中《〈邶风·谷风〉绎》一文的过程中，宋红在关于泾渭孰清孰浊的问题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后来这篇标题为《借葑菲之采，诉弃妇之怨》的拙文，竟得到一些读者的由衷鼓励，这与宋红的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的才华在相当大的学术范围内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这自然也与她所处的学术环境有关。以20世纪80年代初在出版界出现的“鉴赏热”为例，她所在的古典文学编辑室及时推出了规模可观、社会效益甚好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特别是较早出版的关于唐宋词、汉魏六朝诗歌和《诗经》等鉴赏集，对这一持续了约二十年之久的“鉴赏热”，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这期间，宋红在编、撰结合中得到了很实际的锻炼。所以，此次她在编撰本丛书杜甫集这一难度颇大的书稿时，一直是胸有成竹，甚至发现和纠正了研治杜诗的权威仇兆鳌等人的不少疏误。这种学术勇气和责任心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生在绍兴、长在绍兴的高利华先生，她喝的不仅是当年陆游喝过的镜湖水，而且与这位“亘古男儿一放翁”还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在她从杭大毕业回到绍兴任教不久，即参与筹办纪念陆游八百六十周年诞辰大型学术活动。这是她逐步走近陆游的一个难得的良好开端。此后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同类学术活动，自然都少不了她这位陆游研究者的热心参与。直到今天，在她担负着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该校学报执行主编的同时，她的身影还不时出现在陆游的三山故里及沈氏名园之中，进行实地考察、拍照，仿佛仍在时时谛听着陆游的创作心声……这一切，对于高利华正确地解读陆游均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她所选评的本丛书陆游集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灯暗无人说断肠”一类中，她是把《钗头凤》作为陆游与其前妻唐琬彼此唱和的爱情悲剧之章收入的。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假如她一味按照自己的观点解读此词，无疑是片面的。好在高利华把这首词的有关“本事”及关于女主人翁是唐琬还是蜀妓的历代不同见解，在简短的文字中胪述得清清爽爽，洵可作为有关《钗头凤》词的一篇作品接受史和学术研究史来读。仅就这一点，没有对陆游研究的相应功力和对这位爱国诗人的一颗赤诚之心，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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