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收录了阿扎提·苏里坦在各个时期撰写的文学评论文章，有对文学的理解，对作家的评价，对作品的分析，体现了他的专业水准。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都曾在学术界得到过高度的肯定，也在文学工作者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

这部评论集，言语朴素，文辞简约，读之畅快，掩卷之余，让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三五出重云当知我忆君

王蒙

阿扎提·苏里坦是我的小兄弟，也是我的老朋友。

多年前，在新疆时，我在读了他的来稿后约他为《新疆文学》杂志修改短篇小说《暴风雪中》。初次见面，我们很谈得来，就这篇小说的创作交谈了许久。我对一位自小并未系统接受汉语教育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能够用汉语写出这么流畅和出色的小说感到非常欣赏。也是那一次相识会面，聊到最后，才发现我们居然同住在乌鲁木齐市第十四中学的大院里。后来，他的这篇小说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我们早晨在大院里排队打牛奶，偶尔，也总能碰着，时不时地，趁排队打牛奶的间隙，相互聊聊家常，也谈谈彼此的写作近况。

离开新疆后，在北京，我也总能听到他的消息，有时，他也会寄他的作品与评论文章给我。得知他自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新疆不仅从事创作，更多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写出了大量评论文章，尤其他所著述的《论当代维吾尔文学》《20世纪维吾尔文学史》影响深远，开创了维吾尔族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先河，奠定了当代维吾尔族文学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我一方面为维吾尔族小说创作中分流出去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中国文学研究中多了一位维吾尔族文学研究学者、专家感到庆幸。不时听闻新疆的朋友和我说起他在新疆对本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作家推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在他供职新疆大学期间，为新疆贡献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博士点，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人才，着实令人欢喜。其间，我也多次读到他评论新疆各民族作家作品的文章，许多文字读来一如当年我读他写《暴风雪中》时那么亲切，富有情感，小处见大，充满温度，又兼具理论的气势与逻辑。

知道他后来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主席，我深感亲切和欣慰。我知道新疆的少数民族同胞，对于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与迷恋，他们的说法是语言可以通神，他们认为诗人学者是社会的支柱，他们将美好的言语视为金科玉律。“文革”甫结束，我在鄯善的农村，经历过众农民欢迎诗人铁衣甫江并纷纷朗诵他的诗的盛况。在这里做文联主席的重要性，我感同身受。

及至去年，我看到他呼吁二百多位维吾尔族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联合签名，发表了《永不沉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致维吾尔同胞的公开信》，令人感动。可以想象，身处近年由于暴恐事件而处于举世关注与各种说法中的新疆，他必然面对多方面的挑战，承担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的精英知识分子，一名维吾尔族的头面人物，作为新疆文艺工作者的带头人，他表现了坚定的立场、清醒的选择、郑重的责任感与对于一些不无困惑的乡亲们的苦口婆心。去年八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南疆论坛”会议上，我见到了他，一时百感交集，交流沟通甚多，我在他大病痊愈的双眼里依然看到乌鲁木齐暴风雪后的阳光，温暖晴朗，清澈明亮。

今年中秋节前，收到他的这本评论集，多是这些年来他的文字精选，获闻即将付梓出版，由衷地为他高兴。这本文集中所评论的作家既有近年进入国内文学主流视野的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帕蒂古丽，也有早年闻名文坛的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尤夫、阿不都克里木·霍加、小说家祖尔东·萨比尔等，他们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他对他们作品的评论，中肯真挚，有民族情感，有世界—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其知识的系统性与文化视野的开阔性，让我感佩。除了对维吾尔族传统精英文学进行总体点评与个案分析，他对当今维吾尔族网络文学的理解也令人印象深刻，其论述见地不仅具有前瞻性更具有对少数民族“网生一代”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

另外，他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有所涉猎，文集中有关民间文学中阿凡提艺术形象的分析，生动活泼，妙语如珠。这部评论集，言语朴素，文辞简约，读之畅快，掩卷之余，让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庭外已是中秋月圆，桌前文集墨香扑鼻。记得南朝诗人何逊写过一首思念友人的诗，叫《与苏九德别》，其中有两句，我很喜欢，写道：“春草似青袍，秋月如团扇。三五出重云，当知我忆君。”大意是指，作者离开友人后，看到春草便念及友君当年穿的青袍，秋日明月，就觉得它仿佛是友君曾用过的团扇，自分别以后，每逢月半十五、明月当空的时候，都将惦念远方的友君。这个中秋节紧连着古尔邦节，我面对这部文集，惦记起我的这位新疆的维吾尔族兄弟，想到当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与他一起排队打牛奶的旧日时光。回忆那个并不快乐的历史时期，我为与各族朋友的友谊、为有关文学的切磋而暖从心来，而深感幸福。

祝贺评论集的出版，祝福它的作者阿扎提·苏里坦，祝福新疆各民族老友至亲，祝福新疆的文学事业，我对新疆充满思念，更充满信心。

乙未年中秋节

人生在追求中辉煌

董立勃

2006年新疆作家协会换届，谁当主席，大家都在议论，都在猜测。直到马上开大会了，才传出准确消息。这是头一次听到阿扎提·苏里坦的名字。我头一次听到，不是说他的知名度不高。主要是我在兵团农场长大，又长期在市文联工作，对整个新疆文学界缺少了解。一块儿工作的少数民族同事，知道了阿扎提·苏里坦要当主席，兴奋地对我说，这个人了不起，是个大学者、大文学评论家、大校长。连续用了三个大，说明了他的影响力和地位。从此以后，直到现在，一直与阿扎提·苏里坦共事。算算年头，已经有十年了。十年来，他作为主席，举旗掌舵，把握大局，我作为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制定措施，狠抓落实。同心合力，一起奋斗。使得新疆文学的繁荣，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阶段。

与阿扎提·苏里坦主席一起工作了，也就熟悉了，了解了。随着这种熟悉了解，越多越深入。对他的身上的那种“大”，也就有了具体的感受。

他是一个有着大理想的人。他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他的名字叫阿扎提（译成汉语为“解放”）并非偶然，他不甘于人生平庸，不管生活有多难，决不放弃追求。在知识最贬值的年代，他却在一个军马场里，沉醉于“禁书”里，偷偷地写作。一九七五年，就有小说在《新疆文学》上发表，当时来找他谈稿件修改的，就是当今的中国大文豪王蒙先生。当时他只是一个小编辑，文学让他的心智不再迷昧。七七年恢复高考，作文满分，考进了南开大学，成了恢复高考以后考进该大学中文专业的维吾尔族第一人。再以后，他成了学者，成了教授，成了大学校长，成了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许多著作、论文，成了新疆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填补了维吾尔文学评论的多项空白。他的分析判断，一直对维吾尔代表性作家创作以及历史地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一个早先的牧工，到如今的文化泰斗，这样的人生不能说不辉煌。谁都有理想，可又有几人能梦想成真？阿扎提·苏里坦真正做到了有志者，事竟成。

他不但有大理想，还有一个大情怀。他的胸中，“祖国”二字，真的是比泰山还重。面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猖狂，他从没有一丝的犹豫和徬徨。这些年里，从“七五”之后的告世界书，到二百多名作家的致维吾尔同胞书，从组织“唱响时代最强音”诗歌全疆行活动、新疆诗歌全国行活动到民族文学原创暨民汉互译工程的实施，还有他一场接一场的奔波于天山南北，对民众和文化界的宣传演讲，他都是在用生命表达着对中华民族的爱。又有谁知道，他才刚刚做过癌症的手术，又有谁知道，因为忧国忧民，已经让他无法安睡，不得不经受整夜失眠的折磨。在他身边工作的我们一群人，多次劝过他，要注意身体，别太劳累了。他总是笑了笑，说：“这把年纪了，我已经无所谓了。党把我放在了这个位子上，有些话，我不能不说，有些事，我不能不做。”提到那些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他也是淡淡一笑，说：“我和他们势不两立，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和他们斗到底，我不会退却的。”如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人无法不心生感动。我经常在想，若我们新疆人，人人都有他的这种情怀，新疆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何愁不能早日化解。

阿扎提·苏里坦还有一个“大”，那就是大智慧。作为新疆文学界的领军人物，近期安排、长远规划、决策部署、具体实施，必须方向正确，容不得半点失误。文学界要有影响、有作为、有成就。每一项工作的推进，每一项活动的开展，都需要领导有杰出的才能。多民族文学在以现代化为引领的新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有所作为，发挥作用，是和他的智慧和勤奋分不开的。作为新疆文学界在中国作协的代表，他的多项倡导和建议被采纳，如发达省区与西部省区的“结对子”、实施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工程、鲁迅文学院加大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力度等，可以说，是他的金点子，改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更大进步。一个边疆的文学领导者，获得了整个中国文学高层的关注和重视，这是新疆的骄傲，更是他的光荣。

这部文集，收录了他在各个时期，在百忙中撰写的文学评论文章，有对文学的理解，有对作家的评价，有对作品的分析，体现了他的专业水准。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都曾在学术界得到过高度的肯定，也在文学工作者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其中两三篇作品，如写著名文学家、文学界口碑极好的老领导《平凡而又伟大的人》，写自己人生经历的《我的文学故事》，还有《风尘坦途》等，则是他另一类的作品。它们的量不大，却富有文学价值。真实朴素，自然流畅，富有韵味。自有一种艺术的力量，征服着人心。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阿扎提·苏里坦的人格的高尚、情感的丰富、内心的善良、信念的坚定。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非常有幸能在工作的最后十年，让我与一位杰出的维吾尔人相识，并能一起为着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而年长我六岁的阿扎提·苏里坦还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并且对工作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怠慢。这不能不让我从内心对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充满敬意。我想，任何一个新疆人，不仅是维吾尔人，只要翻开了这本文集，都不由得会从中得到知识和启迪，并获得许多人生前行必须的力量。我想，不管以后的日子会怎么变化，这本书，我都会永远放在身边的。并会时常回忆起我们在文联和作协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

2015年4月8日

为新疆文学艺术事业耕耘的阿扎提·苏里坦

克里木江·阿不都热依木

新疆多民族文学，特别是维吾尓文学，近些年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空前繁荣，这的确是文学前所未有的发展期。这时期作家队伍壮大，作品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度提高，为此有许许多多热心的文学人做出了努力。其中，有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值得提出，值得总结，他就是阿扎提·苏里坦老师。这位一生都在研究当代维吾尔文学和文化的学者，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凭借着在教育、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的积累，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仍然为新疆的文化及文学的研究做着不懈的努力。

他在忙着具体管理工作和社会活动的间歇，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论文《维吾尔文学50年》《20世纪维吾尔文学概况》《关于维吾尔文学的多样性》《祖尔东·沙比尔作品中的崇高感》《论维吾尔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意识》《论乌提库尔小说创作》《维吾尔文学一颗新星——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等，他在这些研究论文中不但全面分析了当代维吾尔文学的普遍现象和特殊问题，还清晰地梳理了其发展脉络，总结了文学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他的研究有深度有广度，有论有据，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他还撰写并主编了《当代维吾尔文学研究》《20世纪维吾尔文学史》《维吾尔文学史（近代部分）》《论新疆多民族文学》《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等专著，填补了维吾尔文学研究多个空白。他和他的同行们，如，麦买提·普拉提、安尼瓦尓·阿不都热衣木、克里木江·阿不都热依木等评论家一起把维吾尓文学的评论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也对整个新疆的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有他对文学评论如此的关注并倾注心血，民族文学才形成了如今的评论队伍和评论氛围，维吾尓文学批评也由此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阿扎提·苏里坦文学研究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的热爱，让他自觉地投入到开始复苏的文学批评中。他撰写的《浅析现代派文学》《再论现代派文学》《文学欣赏及其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的开阔的心态、世界的眼光、新鲜的见解和文学主张，激起了许多维吾尔作家的兴趣。当时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随之出现了一批富有探索性的作品，对此他及时地组织讨论，并写出评论文章加以引导。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名字就和新疆民族文学，具体说来和维吾尓文学批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阿扎提·苏里坦认为，文学传统是根，要让文学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对传统仅仅继承是不够的，还应该创新，在创新基础上的继承，才能让传统发扬光大。他以开放的心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包括研究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这种包容性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文学观念。不过，他并不想只做一个单纯的研究者，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为民族的文化进步做更多的事情。于是，他把精力和时间，大部分用在维吾尔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点研究维吾尔新时期文学产生的一些基本文学现象、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趋势。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一批学者把关注和推动当下文学潮流作为自己的任务，一举改变了维吾尔文学长期以来重创作轻研究和评论的状态。

阿扎提·苏里坦以自己扎实的文学知识、丰富的研究经验、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科学、公正、严谨的批评态度，获得了维吾尔文学理论界的高度评价，也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由于他对所有的创作现象以及重要作家的创作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他的研究不论宏观还是微观都能做到全面、深刻，使得每一个被论及到的作家，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和鼓励。作家们都把他当成了良师挚友。他的文章和专著，也一样成了大家喜欢传阅的经典、学习的重要教材和参考书。他撰写的《维吾尔文学一颗新星——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祖农·卡迪尔研究》《论阿布杜克热木·霍加诗歌创作》《祖尔东·沙比尔作品中的崇高感》《论阿·乌提库尔小说创作特点》《麦麦提·热依木诗歌创作之我谈》等论文，可称之为研究当代维吾尔文学的权威性成果。他在《维吾尔文学一颗新星——哈丽黛·伊斯拉依尔》一文中，以热情洋溢的情怀、敏锐的洞察力对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小说创作给予客观的评价，从题材选择、文体结构、叙述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对她的叙述特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寄予了厚望，这篇文章对她以后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该文中对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啊！生命》《根》《鸿毛湖》、中篇小说《沙漠的梦》等进行了深度的分析，认为哈丽黛·伊斯拉依尔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打破了传统老套模式，表现出了人性的本质特征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尤其是对大自然的描写与人物的刻画融为一体。这在当今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趋势中，是难能可贵的尝试。阿扎提·苏里坦在该文中对以上作品给予这样的评价：

“以其精美、鲜明、抒情的叙述手法，创造出了吸引感染读者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很有真实感，使读者久久不能忘怀。”

阿扎提·苏里坦扎实的文学功底、长期的学习积累和读书思考形成的文学素质，使他总是能在纷纭的文学现象中，发现本质性的问题。不管分析什么作品，都能抓住重点，切中要害，并提出独到见解。小说家祖尔东·沙比尔，在维吾尔文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一直被阿扎提·苏里坦重点关注。阿扎提·苏里坦充分肯定了作家在维吾尔新时期小说创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把他誉为小说界的“阿凡提”。评价他将传统的阿凡提的故事的思想艺术精髓同当代的维吾尔人生活融会起来，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把维吾尔文学独有的幽默机智发挥到了极致。该论文集中的这篇文章可视为他以美学角度透视作品的系列评论中最为出色的一篇，他的美学系列拓宽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空间，使维吾尓文学评论界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及祖尔东·沙比尔文学创作时，把他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里进行分析，提出：“如果我们试把80年代初维吾尔文学中呈现出来的，从作品主题到内容、表达手法到审美倾向等诸多方面的创新趋势和改革热潮作为当代文学第一次较为彻底全面探索的现象，那么祖尔东·沙比尔无疑是一位打开文学探索现象之门、并把它引入深处的推手。”指出“祖尔东·沙比尔作品中表达的审美特点就是一个高度，他全力反映时代精神，勉励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克服困难、创造美好的明天。他就是这样想的，并将所思所想融入到理想之中，理想之花绽放在文学作品中，祖尓东·沙比尔弘扬了维吾尔文学中宝贵的人文精神，也就是正能量。”

阿扎提·苏里坦潜心研究维吾尔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尽力使研究深入到纵向和横向、各体裁以及重要作家创作等方面。他在《维吾尔小说中悲剧意识》《当今的维吾尔戏剧舞台》《初探维吾尔长篇小说》《关于维吾尔文学的多样性》《20世纪维吾尔文学概况》《维吾尔文学50年》等多篇论文和《维吾尔当代文学史》《20世纪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多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专著中，就维吾尔当代文学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深刻的研究，铺筑了维吾尔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他撰写的维吾尔文学宏观研究成果中，《简论维吾尔文学50年》一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评论家在本文中梳理了新疆维吾尓自治区成立后五十年中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探讨和概括了各文学体裁和类型中涌现出来的创作成就，分别阐述了维吾尔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乃至文学评论的概况，指出了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各类种文学现象，以及对将来可能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见出他的研究有论有据，实事求是，以文本说话，是敢于担当的。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73年参加工作，历任乌鲁木齐市实验中学教师，新疆大学中文系教师、系主任，新疆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全国第九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第七届主席团委员，新疆作协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论维吾尔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合作)，汉译维作品《漂亮的朋友》等。评论《艺术欣赏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获新疆人民政府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维吾尔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意识》获新疆人民政府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论乌提库尔的小说创作》获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专著《论维吾尔当代文学》获优秀作品成果奖。

维吾尔文化学的里程碑

——语言学大作《突厥语大词典》

维吾尔书面文学及其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突厥语大词典》。《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维吾尔民族文化的词典，于1071—1073年（伊斯兰教历464—466年）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写成，1074年经修订后献给阿拔斯王朝第二十七任哈里发穆格泰迪（1075—1094年在位）。11世纪70年代正是喀喇汗王朝的鼎盛时期。该巨著编著者是出生于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伟大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出身名门，受到良好教育，他出生和受教育的地方均为历史名城喀什噶尔。当时的喀什噶尔正是汗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突厥语大词典》深深植根于维吾尔族的古老文化传统之中，是中世纪高度发展的维吾尔族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全书用阿拉伯字母标音，用阿拉伯文注释，共收七千多词条，按词的语言结构分为八卷，每卷分静词和动词两部分。各部分的词按语音结构的类型及阿拉伯字母的顺序排列。该书通过丰富的语言材料，广泛地介绍了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和突厥语系各民族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哲学、伦理方面的知识和风土人情。序言阐述了突厥语的重要性、指出了编纂该书的目的、资料来源、体例、突厥语的构词法等等方面，并介绍了回鹘文字母、突厥各部落的语言特点，还标明了《突厥语大词典》所涉及的汗国的疆域，记述了使用突厥语各部落以及邻国的人文地理、各类名称，详细记载了较大的城镇、村落、交通枢纽、山川河流，并附有突厥语系各民族分布地区的圆形地图。

在条目释文中，除关于语音、词义的演变、语法结构及例句外，还收入了大量典故、谚语、民歌、诗歌、格言、哲理警句、轶闻掌故等，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民俗及哲学思想内容，体现了维吾尔和突厥语系各族人民对天、地、人、宗教、社会、伦理道德等问题的认知、见解。该书还将突厥语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及方言学的材料，同阿拉伯语、波斯语进行了比较并深入浅出地阐释说明，开创了古代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从这个角度讲，它是最早的维吾尔比较语言学的学术著作。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所记载的史料可从中国汉文史书及有关东方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堪称是一部当时最完备的简明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该书不仅对突厥语的研究极为重要，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和社会情况的珍贵文献，是反映喀喇汗王朝伊斯兰文化兴盛时期的代表作。该书原稿失传，现存唯一手抄本是1256年由穆罕默德·伊本·艾布·伯克尔抄写的，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族图书馆。1928年译为德文，1941年译为土耳其文，1963年译为乌兹别克文，并相继部分地译成了阿塞拜疆、哈萨克、土库曼文。1981—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现代维吾尔语全译本，在国内外广泛发行。

早在一千年前，在我们祖国的西部广袤的大地上，就产生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这样伟大的语言学家，产生了这部卷帙浩繁的语言学巨著，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维吾尔人民的骄傲。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除了著有这部词典之外，还写过另一部语言学著作《突厥语语法精义》，可惜已经失传。作者编写《突厥语大词典》的目的是为适应当时丝绸之路上越来越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和喀喇汗王朝的当政者和当时在塞尔柱王朝内举足轻重的喀喇汗王族的政治需要，具体说来是为了帮助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并且进一步学习突厥文化而编纂的。当然这部流传至今的辞书的价值已远远不限于此，它最早而且最全面地记录并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和中亚地区广大人民在距今十个世纪以前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为我们研究中古突厥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以及文化的各领域、各层面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资料，由于它拥有突厥语各部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大量的珍贵材料，堪称是一部不可替代的重要文献，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遗产。

作者在引言中提到：“突厥语同阿拉伯语如同竞赛中的两匹骏马，并驾齐驱”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1版。。突厥语能和阿拉伯语竞争、势均力敌的表现足以说明当时突厥语已经发展成一种相当丰富发达的语言。作为维吾尔族语言学家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本人精通阿拉伯语，熟悉当时西域流行的多种语言，有条件从事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所以他并不局限于用阿拉伯语来解释突厥语词语，而是将突厥语置于与阿拉伯语平等的地位将两种语言加以比较研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对突厥语诸方言所做的比较研究，而这种研究是以长期深入各部落的调查为根据的，既是系统的，又是翔实的。因此可以说，他在公元11世纪在比较语言学领域里所做出的巨大成就完全可以证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语言学家、比较语言学学科的开创者。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位融会古今、兼通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学问渊博的大学者。他在编纂《突厥语大词典》的过程中，虽然也参考了当时一般阿拉伯语辞书的体例，但是正如作者本人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他是“采用了前人未曾用过的、新颖的特殊顺序编纂了这部著作”，即依照突厥语词固有的语音结构来编排词目，使它们“各得其所”同上。。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把整部辞书归纳为海木宰部分、萨利姆部分、穆扎埃夫部分、米萨尔部分、三字母部分、四字母部分、滚乃部分和带有两个静符的词条部分等八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为名词和动词两篇，每篇又分若干章，章内又依各词条所含字母的多少、词型、语音结构之不同以及词尾字母的顺序编排。这种编排体例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创造。的确，各篇章的标题虽然采用了阿拉伯语言学的术语，但那仅仅是因为那些术语一般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缘故，作者在使用时已根据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特点，赋予这些术语以特定的内容。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他“力求使这部书在提供新事物方面达到完备的程度，使其价值和优美都达到极高的境地”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1版。。当然，所谓“完备”并非有词必录，不加分辨，不加选择。他为读者提供的知识不是死的。他在引言中说：“凡被使用的，我都加以收录，凡是不用的则摈腻未取。但是我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即可找出依据规律可以类推的词以及被我摈腻未录的词。”他所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即使在今日词典学的实践中仍是有用的。

突厥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当时它包含有许多方言。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回鹘人的语言是突厥语”，又指出：“从伊丽水、也儿的石河、亚马尔河、亦的勒河诸河流至回鹘诸城镇等地区居民的语言也是较标准的。上述语言中最标准的语言要数哈卡尼耶中央地区居民的语言。”

哈卡尼耶中央地区居民的语言，即喀喇汗朝的文学语言，与回鹘语是同一语言，这显然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观点。这就雄辩地证明了《突厥语大词典》是维吾尔族人民所创造的高度文明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这份遗产，翻译与研究这部巨著，是我们的义务。

《突厥语大词典》约包含七千五百词条（有些学者认为共包含词九千条，有些学者认为八千多条），采录的范围非常广泛。为了诠释突厥语词的意义，作者还引用了许多谚语、格言、诗歌，还有叙事诗和散文的片段。所以说，《突厥语大词典》不只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突厥语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系统而完备的知识、突厥语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比较语言学的知识，还包含下述内容：

一是介绍了突厥各部落，提供了有关这些部落的部分材料。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伊斯兰教观念的局限，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

二是记述了当时突厥一些部落居住的地区及其四界，对这一地区内的城市、重要村镇、交通枢纽和山川的名称都有介绍，甚至还结合某一重要历史事件举出了与一些地名有关的传闻掌故。

当然，由于历史已经推进了一千多年，当时书中所涉及的语言及许多现象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是正常的，不变才是不可能的。学术界对书中所涉及的有些部落所指的确切对象和范围等方面有一些争议并不足为奇，这当然很正常，它一点也不会影响这部书的学术价值。

三是书中引用了各种体裁、各类题材的突厥语文学作品的片段二百四十二节、谚语二百余条。这部分内容可以称得上一部相当珍贵的中古时期突厥语文选，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观点。

四是提供了许多与当时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部落人民的物质及文化生活有关的重要材料。譬如，词典中介绍了农牧业方面的许多词汇和常见的鸟兽、农作物、草木的名称，并说明了它们的特征。这类材料有力地表明了当时农牧业生产的发达程度。又如，词典中收录了一些医药学方面的词汇，还介绍了常见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这就充分证明了民族医学在当时的高度发展。

第五，词典对政权机构、品衔阶级、军事制度等方面的术语做了解释。

第六，词典提供了有关历法和天文的宝贵资料。譬如，词典中列出了黄道十二宫和许多星辰的名称。

此外，词典中还讲到突厥各部落人民喜爱的食品饮料及其制作加工方法，提到乐器、居室、城郭的形制等等。这些对于了解当时突厥人的日常生活，都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除正文外，《突厥语大词典》的引言可以看作一篇卓越的语言学论文，它概括了突厥语的主要规则，并用比较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突厥语诸方言和哈卡尼耶中央地区的标准语，论述了它们的差别和对应关系。引言还专门记述了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的分布情况，标明它们的相对位置，所以它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突厥各部的历史也是一部可利用的重要资料。

词典中的圆形地图，是为了形象地说明突厥诸部和突厥语言的分布而绘制的，但它的价值却大大高于一般的方言分布图。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批判地继承了中亚穆斯林地理学界的遗产，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关于中亚地区的丰富知识，创造性地描绘出了作者所认识的世界。这幅圆形地图，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世纪历史地理学的重大成就。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作者的生平，过去知道得很少。在词典中，作者只提到了这样几点：

一、他的名字是麻赫穆德，父名侯赛因，祖父名叫穆罕默德。他的父亲家族隶属于喀喇汗国的王室。

二、父亲侯赛因曾任巴儿思罕的汗。

三、今喀什疏附县乌帕尔乡的阿孜克村是作者的故乡。

四、他的老师是当时生活在喀什噶尔的著名学者侯赛因·伊本·海莱弗·喀什噶里。

历史文物和文书证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确实出生于喀喇汗国的王室，他出生在祖父穆罕默德的宫邸，这座宫邸位于乌帕尔附近。伟大的学者降生时，他的祖父给他起名叫“麻赫穆德”，这名字包含有“益民”“赞善”“昭文”“博识”等意义。回历450年（1058）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离开了喀什噶尔，在中亚广大的腹地做长期旅行。他遍历了突厥各部落人民生息的城镇和乡村，对“突厥、土库曼、乌古斯、奇吉尔、样磨、黠戛斯等语言的词汇和音韵”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238页。进行了调查。《突厥语大词典》所依据的语言材料大部分是通过认真扎实的科学调查搜集来的，因而词典在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价值特别高。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于回历464年（1072）前后到达巴格达。那个时期的巴格达是塞尔柱苏丹国的都城，而苏丹国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王后托尔坎哈敦的手中。这位出身喀喇汗王族的王后鼓励喀什噶尔的学者在巴格达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为他们提供一切机会，创造良好的条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着手编写这部语言学巨著的。词典于1074年2月10日完成，后来又经过反复修改，呈献给哈里发奥布尔卡西姆·阿布杜拉。

《突厥语大词典》写成后，经过辗转传抄，不少阿拉伯学者都读过并引用过这部著作。一直到14世纪，还有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这部词典，并引述了部分内容。

1914年，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出身于奥斯曼帝国大臣纳吉甫·贝伊家族的妇女，迫于穷困，把一部《突厥语大词典》的抄本通过书商卖给了一个名阿里·埃米里的人。这个抄本是现今世界上仅存的唯一抄本，现珍藏于伊斯坦布尔图书馆，它是在词典纂成一百九十年之后，根据作者的手稿缮就的。土耳其学者克里斯利·里弗埃特把词典再度转抄，交付铅印。

《突厥语大词典》铅印出版后，立即引起国际上许多著名突厥学专家的重视。1928年，德国学者卡尔·布罗克尔曼第一个用德文发表了这部词典的索引，后来又把词典中的诗歌和谚语单独汇集成册发表。

1939年至1941年，土耳其学者伯西姆·阿塔拉伊连续发表了《突厥语大词典》的土耳其文译本（三卷）和一部索引，同时正式影印出版了词典的阿拉伯文抄本。

1960年，苏联出版了《突厥语大词典》的乌孜别克文译本。在英国、日本、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也有不少学者正在从事《突厥语大词典》的研究。例如：杰拉尔德·克劳逊在他的《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学词典》中，就引述了《突厥语大词典》中许多词条的阿拉伯文释义。

在《突厥语大词典》的研究方面，各国学者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发表了许多专著和论文。

在我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贯关心各民族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1978年，《突厥语大词典》的翻译出版被正式纳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经过几年来的努力，词典的现代维吾尔文译本三卷已经出齐。如今词典汉译本的第一卷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突厥语大词典》除了语言学研究外，还收入了大量成语、谚语、名言、诗歌、格言、哲理警句、轶闻掌故等，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体现了维吾尔和突厥语系各族人民对宇宙人生、宗教、社会道德准则等问题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