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本书从理论、现实和实证三方面基于投资动机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效应进行了系统论证。理论方面，本书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角度结合投资动机视角首次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现实方面， 1979年 8月“出国办企业”政策正式出台， 2000年 3月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 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覆盖了 153和 177个国家与地区，本书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全方位地剖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方面，本书精准识别了 2003—2012年中国对可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贸易效应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构建“新常态”经济下“引进来”和“走出去”基本平衡的投资促进体系。本书适合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企业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选择的科研工作者，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感兴趣的读者。

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国际直接投资是维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实质是母国投资动机匹配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国际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成倍增长，其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也在稳步增加，然而其区位分布所表现出的投资结构特征，仍以小规模投资为主，大规模投资高度集聚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合理布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优化匹配母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最大化的双赢发展，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书以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捕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回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否引致双赢发展。两方面研究内容的有机融合，以期得出适合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启示。通过经验分析，本书主要得到以下五点结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展现出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动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主要分为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和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资源寻求型。通过对投资动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匹配，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投资动机均以市场寻求型为主，并逐步向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转移。 2003—2012年，中国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重，流量和存量分别从 2003年的

87.9%和 92.2%下降到 71.0%和 77.4%，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 6.5%和 3.0%上升至 2012年的 11.8%和 10.0%。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 2003年的 5.6%和 4.8%上升至 2012年的 17.3%和 12.6%。

（2）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形成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20世纪 90年代“多极化”发展的过程， 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在规模和区位选择上成为后起之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萌芽于 20世纪 70年代末，从 1979年 8月“出国办企业”政策拉开了序幕，到 2000年 3月“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加速了步伐。历经 30多年的发展，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以及区位选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3—2012年， O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保持了 47.9%、34.0%的高增长， 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攀升至 878.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行业结构逐步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低利润的重工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和高利润的服务业倾斜，呈现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化的良好趋势。区位选择也正在向广元化拓展，流量和存量面向国家和地区分别从 2003年的 99个和 129个扩大到 2012年的 153个和 177个，累计覆盖全球 77.4%和 81.0%的国家和地区。

（3）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的区位选择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东道国制度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基于 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 142个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 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及资源寻求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偏好恶劣的制度环境。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对优越的制度质量依赖较弱，但市场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对其依赖较强，尤其是对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

（4）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呈现差异化的贸易效应。进出口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进出口贸易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首要且最直接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基于 2003—2012年中国对 10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投资动机的子样本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效应。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创造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创造效应，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

（5）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源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深层次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按溢出来源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三类，基于 2003—2012年中国对 7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跨国面板数据和 2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 CH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检验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及各地区 TFP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部地区 TFP的增长呈显著的正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在“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当前阶段，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本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进出口贸易、逆向技术溢出两方面效应的研究，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规范了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得出了有益的政策启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随着中国对高度集聚投资结构的调整，合理匹配自身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风险以优化投资，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随着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适时调整投资动机，巩固和加强比较优势引导下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关注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加大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努力由传统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向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转变，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着力点。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未来可能的研究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借助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合适方法得出更为严格而细致的研究结论；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投资结构调整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偏好的可能变化；技术吸收转化效率对中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母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向姣姣，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跨国投资经营与管理研究。在《财经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世界经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另发表多篇英文会议论文。此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

第 1章绪论 001

1.1选题背景与意义001

1.1.1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001

1.1.2 FDI区位选择理论的深入拓展002

1.2主要研究方法 003

1.3研究思路与内容 005

1.3.1研究思路及框架 005

1.3.2研究内容007

第 2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009

2.1范畴界定 009

2.1.1国际投资 009

2.1.2对外直接投资 010

2.1.3投资动机 011

2.2理论基础 014

2.2.1区位理论学派 015

2.2.2产业组织理论 016

2.2.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及动态发展 020

2.2.4发展中国家 FDI适用性理论 022

2.2.5国际贸易学说与区位选择 024

2.3现有研究综述 025

2.3.1 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025

2.3.2 OFDI贸易效应研究027

2.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029

2.3.4中国 OFDI区位选择路径研究031

2.4本章小结 033

第 3章中国 OFDI区位选择概况考察（ 2003—2012） 035

3.1 OFDI发展历程：世界与中国035

3.1.1 OFDI的全球背景：多极化035

3.1.2中国 OFDI战略： 037

3.2中国 OFDI的整体特点 039

3.2.1规模特征 039

3.2.2投资主体 044

3.2.3投资来源 046

3.2.4行业构成 050

3.2.5避税动机 057

3.3中国 OFDI区位选择059

3.3.1区位分布的概况 059

3.3.2区位分布的各洲比例 060

3.3.3区位分布的投资结构及排名063

3.3.4区位分布的空间演变 068

3.4本章小结 069

第 4章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072

4.1投资动机：投资推动力 072

4.1.1中国 OFDI投资动机…072

4.1.2投资动机与中国 OFDI区位选择076

4.1.3母国投资动机、区位优势及区位选择078

4.2东道国投资环境：投资引力 081

4.2.1制度与 OFDI区位选择081

4.2.2制度质量分类与中国 OFDI区位选择 082

4.2.3制度质量对中国 OFDI区位选择影响假设 084

4.3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 OFDI区位选择实证 087

4.3.1 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引入087

4.3.2样本选取说明 088

4.3.3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090

4.4实证结果分析与解释 093

4.4.1基础回归结果 093

4.4.2制度质量对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096

4.4.3不同投资动机的制度质量对中国 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差异 098

4.5中国 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论 104

4.6本章小结 106

第 5章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贸易效应109

5.1 OFDI贸易效应的机理分析 109

5.1.1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109

5.1.2 OFDI的贸易效应影响机制：创造效应或替代效应 113

5.2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5

5.2.1引力模型的设定及变量选取 115

5.2.2研究样本的选取 117

5.2.3变量的统计描述及数据来源 119

5.3投资动机与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贸易效应实证 120

5.3.1总样本实证分析 121

5.3.2不同投资动机的样本实证分析123

5.4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贸易效应实证结论 125

5.5本章小结 127

第 6章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128

6.1 OFDI区位选择、投资动机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128

6.2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31

6.2.1 CH模型的扩展 131

6.2.2数据处理132

6.2.3样本选取及数据说明 135

6.3投资动机与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逆向技术溢出实证138

6.3.1不同投资动机的全国层面逆向技术溢出138

6.3.2地区层面的逆向技术溢出 139

6.3.3模型的回归分析141

6.4中国 OFDI区位选择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结论147

6.5本章小结148

第 7章总结150

7.1主要结论150

7.2政策启示153

7.2.1“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持续均衡发展 153

7.2.2投资动机引导下的中国 OFDI区位选择路径 154

7.2.3实现投资与贸易区位一体化发展 154

7.2.4由“投资获取市场”向“投资获取技术”转变 155

7.3研究特色及创新156

7.4研究展望157

参考文献160

后记 175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2003年，中国开始发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进行宏观的动态监管，本章运用来自2003年以来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并重发展、OFDI流量和存量持续增长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地位节节攀升。
　　（1）中国OFDI与IFDI并重前进。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而“以开放促发展”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显示出卓越成效。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都呈总体上升的趋势，中国外向型经济步伐已经实现由最初的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并重发展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外投资刚刚起步，经济环境发展困难，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少，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一大批外商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明显高于对外直接投资金额。1992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南巡”讲话推动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如图3—1所示，进人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0年“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决心和进程，2001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速尤为明显，虽然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涨幅有所下降，但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OFDI流量由2000年的9.2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78.0亿美元，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FDI是OFDI的64.8倍，到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FDI的比重仅是OFDI的1.3倍，中国OFDI和实际利用FDI之间的金额差距在不断缩小。
　　可见，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和国内国际投资环境的改变，中国已经逐渐实现了“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协调共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逐渐趋于平衡化的发展，中国已由传统的以吸引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转变（李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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