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对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影响_杨淑华著_9787513042260

　　本书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探讨翻译文学在本土文学发生转型或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是对“影响研究”的新的探索和尝试。在比较文学领域，“影响研究”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对中外文学之间基于事实联系基础之上的相互渗透与互动影响做了详尽和全面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多数轻视了对翻译文学中介性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影响研究”的研究者们似乎只关注外国文学这一概念，忽略了这些被称为外国文学的汉译文学的本质属性。本书通过论证翻译文学的文化间性，完成了对翻译文学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它尝试着回答了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发展关系、影响的发生与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的内在联系，以及影响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形态，最终揭示了翻译所产生的文化交流的规律。

　　序一
　　中国先锋派作家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这个生发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流派，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创新艺术形式和风格，拓展了文学的功能和表现力。他们的开拓与创新对中国文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陈晓明教授所言：“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可以说，先锋派小说为中国未来小说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中国先锋派作家的影响力早已跨越了国界，很多作家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都是与莫言齐名并有可能和莫言一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家，而莫言的早期创作也具有先锋性。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杨淑华博士细读了许多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翻译小说，并在阅读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了先锋派作家的众多作品里深受这些西方叙事影响的痕迹。杨博士选择先锋派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说明她捕捉到了其中的研究价值。纵观全书也可看到，杨博士对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先锋小说和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有较为深刻的领悟和准确的把握。
　　这批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他们都是通过阅读翻译文学长大的。“文革”时期译本有限，但改革开放后翻译浪潮带来的众多翻译文学作品带给他们丰富的营养。而如此重要的文学现象却往往被文学研究者和读者们所忽视，后现代西方翻译文学的作用及影响在文学研究中不是被一带而过就是被视而不见。杨淑华博士在本书中对翻译文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认为翻译文学是区别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第三种文学，翻译文学应具有独立的地位。杨博士将翻译文学作为独立的一类文学从以往所依附的外国文学和后来又有人提出的民族文学中独立出来，我认为，杨博士的这样一种认识是对翻译学科的一种自觉，这对于推进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译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文学如果不能独立出来作为译学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又何必奢谈翻译学科的独立性呢？如果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认识不清，观点相左，那么翻译学科的存在遭到学者的质疑则在所难免了。
　　对于翻译文学的最本质特质——文化间性特质，杨淑华博士首先从理论上展开论述。她采取接受美学的视角，从翻译的第一阶段译者对原文的阅读（视野融合、空白产生、否定之否定等）和译者的接受（意义的不确定性、汉语的异质性、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展开论述，然后再论述翻译的第二阶段译本读者对翻译文学的接受性等，从而从理论上圆满完成了翻译的文化间性的阐述，揭示翻译的文化间性是“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互动而生成的复合间性”。实证部分的研究她首先向我们展示了先锋派小说整体上在真实性、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等受到的影响；接下来又专门列举马原，这位先锋派中的先锋，在他创作中受博尔赫斯的具体影响。论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但实证研究总体上还是谈影响较多，谈翻译的文化间性尚少。要谈翻译的文化间性，通常需要回到原著。而众多的原著，不同语言的原著，对于研究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艰难之旅，也许过于高要求了。
　　葛校琴
　　2016年3月于南京
　　序二
　　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真为作者高兴。其实也为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高兴。博士论文通过，一般都是想出版的。这篇论文当时就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出版更是有了个挺好的基础。但是作者并没有急于做这件事，而是把它放了几年，继续深入思考，然后再全面修改，让它更为完整通透。这个过程显然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质量。我很欣赏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这种冷处理，这是慎重，是踏实，是对思考的尊重，是对学术的负责，更是对自己学术声誉的负责。
　　这个选题属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翻译文化批评异军突起，其背景是国际社会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急速扩大，其成就之一是显著提高了人文学科对翻译宏观意义的认识，同时提高了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翻译界认识到，翻译文学不同于本土文学，也不同于源语文学，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它独特的本质，即间性，也就是它跨文化、跨语言、跨文本、跨文学传统的性质，这种性质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以往的研究不是没有注意到文学翻译对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到现在这种文章和著作还很多，但多半还只是史料的发掘和跟着史料走的零散评论，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支撑，而翻译文化批评中的间性理论正是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武器。作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间性理论的解释力，辅以叙事学分析方法，将焦点从中国现代文学早期转移到当代文学，并且以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这既是创新，也是理所当然，更是势所必然。
　　与业已成为经典传统研究领域的文学翻译研究有所不同，翻译文学研究仍处于开拓阶段，很多人对这个名称本身都还在适应过程中。已经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角度各异，视野不一，所以同类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特别是有相当理论厚度同时又对具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有较高解释力的博士论文更是稀少，现有的几项成果主要是史料特征明显的专著和略有一些理论分析的期刊论文，前者仍然缺乏理论深度，后者由于篇幅所限，选材又过于狭窄。与之对应的现实状况却是，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国内文化界、文学界及政府相关部门都更加关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这不仅关乎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样也关乎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而对于后者，国内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自然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本书的出版，除了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翻译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参考，相信还可以为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如果作家们也想开阔一点视野的话。
　　为此，在祝贺作者、感谢出版社的同时，也祝福中国文学。
　　杨晓荣
　　2016年初春
　　于南京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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