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作家片论_胡全章著_9787500099734

　　《中国近代作家片论》收录了作者十年来四十余篇探讨中国近代作家的文字。基于原始报刊文献史料，透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王国维、林纾、邱炜萲、蒋智由、毋暇、狄葆贤、金楚青、金松岑、廖恩焘、潘兰史、高旭、高燮、马君武、黄宗仰、曹亚侠、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周作人、吕碧城、林獬、彭翼仲、杨曼青、徐剑胆、蔡友梅、胡适、章太炎等三十余位近代作家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史贡献，是作者的写作旨趣。本书主要着眼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着力阐发近代作家的开拓性贡献，并打捞出一批未获重视的近代文学作家，得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
　　“片论”云者，一则并非一部成体系的近代作家论，一些文学名家乃至大家未曾涉及；二是收录的作家大都限于特定的角度，揭示和呈现的只是其整体文学成就的一鳞一爪，并非全面的作家论。着眼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阐发近代作家的开拓性贡献，发掘一批未获重视的近代作家，是本书的旨趣。

　　魏源的诗文创作
　　清代嘉道之际知识群体所鼓荡起的经世文风和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在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集思想家学问家和文学家为一身的近世文化名流身上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他们以裹挟时代风雷、充满救世与自救热情的诗文，开一代新风。龚自珍在鸦片战争期间遽然病逝，魏源则在经历了这一亘古未有之变局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以其划时代的启蒙意义，成为近代中国较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群体中的杰出代表。魏源的诗文创作，适足体现这一时期的时代风气。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改革家、经史学者、舆地学家和文学家。由于魏源在近代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在其生前和身后，“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①，其文学家和诗人的身份未免为其政治思想和学术声誉所掩。
　　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
　　魏源生活在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在经学、史学、地理、经济、军事、佛学等方面均有很高成就。近人齐思和尝言：“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大儒，新学之蚕丛哉?”?魏源思想中最主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在“公羊”变易观指导下形成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改革思想。这一思想在鸦片战争前表现为传统的“通经致用”，在鸦片战争后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变古”与“师夷”，构成了魏源思想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龚自珍和魏源都曾问学于以讲《公羊春秋》名重一时的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并将今文学发扬光大。“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魏氏大力鼓吹公羊学说，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观与变革思想，“以复古为解放”，积极倡导社会改革。“经世致用”既是其学术思想核心，亦是其文学思想灵魂。正是在文以经世、学以致用学术思想激荡下，经世之文在鸦片战争前后蔚然成风，形成一股创作潮流，史家称之为“经世文风”或“经世文潮”。
　　魏源的文以经世思想，在《皇朝经世文编》叙言和编例中已体现出
　　来。尽管魏氏一再强调“文贯道”，但同时认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吾取经世之益”。?他强调“道”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将“道”体现在“实用”、“经世”之中。魏源的经学纲领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以达到“通经致用”之目的。从这种学术思想出发，他对当时脱离现实的汉学和宋学末流，展开猛烈批判。而他将这一学术思想运用到实践的结果，则使其成为开近代学术新风和经世文风的重要人物。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侵略造成的新的民族危机，魏源对处于世界大势中的中国局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经世思想进一步与“师夷”方向结合起来，对文学功能的认知也由“贯道”、“救时”转向激发忧愤、启发蒙昧、开通民智。这一经世文论的新发展，预示着文学功能论的新动向，成为19世纪末以文学“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文学启蒙论的滥觞。
　　魏源对诗歌有着精湛的研究和异于流俗之见。他于诗主张“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反对“拟古太多”；?重视“发愤之所作”，鄙薄“藻绘虚车”;?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轻“华”的经世意向。其强调“言志”，乃针对徒重藻翰、专诂名象、专揣音节风调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的脱离现实之弊而发，旨在转移诗风，并非完全漠视艺术性。正是从重视文学的功用和内容出发，他在指出“然不华安得有实”后，进而提出诗歌创作“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所谓万斛泉源也。一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
　　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重，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①
　　其所谓“博观”，不仅指博览群书，更指向广泛接触现实社会；所谓“厚积”，不仅指学问涵养和生活阅历积累，还包括情感的蓄积；这样才能在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基础上“约取”而“薄发”。其所谓“真”，强调的是发自胸臆。诗歌是诗人对自然、生活、人生真实感悟的自然流露，应力避拟古蹈袭。其所谓“重”，主要指创作态度的严谨，落笔为诗为文的慎重，认真思考如何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当然，上述“三要”并非魏氏独创，前人对同类话题已多有所论。不过，魏源对前人经验和自家创作体会的精要概括与阐发，至少说明他并非如一般史家所说的重质轻文，而是主张有华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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