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医薛培基之子对父亲一生珍重的回忆。这本书中，作者并未把薛培基仅仅看做是父亲，更多的是一位老师、一位长者，一位把生命视为信仰的修行者。传统学问很讲究家学与师承，师承的作用在于点拨与校正，而家学则是一生的浸润和濡染。面对父辈、面对古往今来的先人，解读他们的生命密码就是在不断地鉴照自己。这本书不是一本很专门的中医传记，有趣之处在于从中医的角度把那个时代的有趣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让人感觉到古典时代的“平常”和“温度”，就如作者所言：他慈祥、平和，从未讲过数学、语文等课本知识，只是给我说些他曾经经历过的“平常事”。这些“平常事”，经他和缓声音和传递，有趣味、有温度、更有着光阴的徘徊。仿佛一阵风吹过，天地人心就清清朗朗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有温度的平常事
　　我的蒙师，是一位长我四十岁的老人。他慈严、平和，从未讲过数学、语文等课本知识，只是给我说些他曾经历过的“平常事”。这些“平常事”经他和缓声音的传递，有趣味，有温度，更有着光阴的徘徊。仿佛一阵风吹过，天地人心就清清朗朗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每天，年幼的我总爱早早搬出两个小凳，我坐一个，也给老人家准备好一个，只盼日落月升，继续听故事后边还没有讲到的故事……
　　老人是位医生，他身材单薄，布衣素朴，平日话不多，清眸常蕴笑意，喜做人群中的听者。他眼中，人人皆有佳处，即便面对智障者，他也会说“这人身体很好，待人很忠厚，从不与别人计较什么……”他终年素食简餐,常念人好处已成了护生的本能。
　　老人八十岁生日那天，我曾问他：“您平生最喜欢什么？”那一天他很高兴，笑着告诉我：“我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最喜欢的事就是读书学习和给别人看病。”说到读书学习，在前半生，命运给予了足够的眷顾，让他遇到了比一般人难得的好机缘，受享良师益友无尽恩泽。为人看病，就没有读书学习那样的幸运了。他却将此当作人生的考验，凭着隽永的智慧得到了“人生中的无奈，可以使自己浮华的虚知在不得已中自然沉淀，而别有一番滋味”的体悟。苏轼词中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人生态度的写照。
　　我十几岁的时候，被他老人家从未重复过的精彩故事吸引着，他的“宝藏”好像永远也淘不完；当我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发现他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三十岁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我知道的，他已经不知道了；等到四十岁的时候，才发现凡是我做错的事，都是因为没有按照他教我的而行；五十岁时，有了困惑，想去问他，他已经不在了；如今六十岁了，蓦然发现，我越来越像他，他的那些故事，一直在影响着我，甚至又在我的身上重演。
　　有一位年轻医生问我：“您和老先生比，谁的医术更高？”说实话，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每当自己束手无策时，总能在回忆老人的作为和他留下的文字中寻求到方法和启示，并尽得豁然开朗的快意。然而，这个问题却令我在长久省思后有了答案：我只有一点比这位老人幸运，就是自1969年学医至今四十余年，不论跟师侍诊，抑或独立诊病，始终没有脱离临床。而他却在命运风波的冲击下，不得不数番搁置其爱。在漫长的从医生涯中，我的每一点收获，无不源于他的呵护和引领。可不论是中西医学参合的诊断水平，还是治疗效果屡现的精彩，现在的我仍未企及他的境界。尤其是他反复强调要记住的那句话：“凡事都应在大处着眼，细微处落目”，至今还未能养成习惯。只是如入宝山，隐约刚在“欲臻此境，先尊其德性”的一点上开悟，而在躬行中去觉知更精微的窍要尚需长久地修习。
　　我听这位老人讲了四十多年的故事，受了太多的濡养。他却从来没有要求我去为他做些什么，只是不停地给予，并且从不计较我的过失。不管我是否在意，他总是不倦地提醒我应做哪些事，不应做哪些事，任我领受纯然沛然的恩惠。
　　老人生前逢年过节，或遇到高兴事，常絮絮而语：“今日幸福生活，都是先人恩泽。”他虽然走了，但我和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老人家始终都在。音容历历，至今牵动每个人追念往昔的心怀。当我的两个孩子像我当年渴盼老人家讲述故事一样，也希望我能把过去的事情写一写时，愈勾起了我“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之际静听“平常事”的遥远思绪。
　　房前的老树清荫下，我掬起这位老人在人生涟漪中持炼的甘露，化润成这章婆娑文字，以延续生命之悲欣交集的启示，更表达对他清尊素影、长愿相随的无限追思。
　　老人家，一辈子澄澈并活出了自己。他是我的父亲。
　　二零一五年书于快雨轩

　　薛钜夫，薛培基之子，生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煦濡杏林。及长师承著名中医祝谌予先生，得祝先生点拨三十载。亦先后师事于针灸大家胡荫培先生、董德懋先生。不惑之年蒙当代中医学家李广钧先生之勉，成为及门弟子。
　　在祝谌予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于1986年创建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任院长之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