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随笔年选_朱航满编_9787536082267

　　《2016中国随笔年选》一如既往地精选2016年度于各大报刊或新媒体公开发表的随笔精品力作，尤其是汇聚了不少名家的佳作，像余光中，白先勇，董桥，陆文虎，王安忆，余华，刘亮程，张宗子，止庵，孙郁，叶兆言等等。正如主编朱航满先生所秉持的编选理念与标准——重建文章之美，以2016年的中国随笔写作为例。

　　重建文章之美

　　——序《2016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

　　汪曾祺的文章我是爱读的。但没想到的是，其对于中国文章的传统，却是有着清醒而独到的认识的。年初读了汪曾祺的《蒲桥集》，此册散文集的一个让我颇为吃惊的地方，乃是汪先生的一篇《自序》。这篇序文大约不到2000字，但已把自己的散文观、成书的缘起以及书名的来由讲得清清楚楚。更为难得和让我惊讶的是，汪先生在这篇自序中，还谈及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和当前散文的现状，可谓极具见识。特别是谈及中国散文的传统，仅二三百字便已道尽，乃是大家手笔也。此种胸怀和气魄，我还是初次见识：“中国是个散文的大国，历史悠久。《世说心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会写文章，才能做官，别的国家，大概无此制度。唐宋八家，在结构上，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朱自清的《背影》现在读起来还是非常感人。”

　　汪曾祺的这段言论，乃是一个人的文学印象。由此忽然想起了几年前读过身居海外的作家张宗子的一篇类似的序言。张宗子的这本文集名为《空杯》，书前的序言不长，也同样谈到了他对于中国文章的认识，很是简洁和精彩。在此文中，张先生历数自己喜爱的文章家，从庄子到魏晋南北朝的嵇康、阮籍，再到宋代的苏东坡，都是极佳的；唐宋八大家是历代文章的典范，韩愈、王安石、柳宗元都是好的，这其中他又重点谈了韩愈文章对于自己的一番影响；近代散文作者，他则受周氏兄弟影响最大，此外则还有何其芳。文末，有一段十分华彩的私人推荐，堪比汪先生的那一段议论：“我在多年前的一首诗中写道：在人的世界为人，是我的幸福。用汉语写作，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么优美、静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它的画面感，它的音乐性，它的柔软易塑，它的准确犀利，让我只有庆幸。这是经过无数天才熔铸过的语言，是从庄子、列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三曹、嵇阮、庾信、李白、王维、杜甫、韩愈、苏黄和周邦彦、姜夔手里出来的语言，是唐诗、宋词和元杂剧（特别是《西厢记》）的语言，是《红楼梦》的语言。对汉语失望的人，其实是对自己的绝望。”

　　汪曾祺和张宗子都是文章家，难得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文章的传统的认识，简短、利落、清爽。恰好近来翻书，读到孙郁编选的《1978——2008中国优秀散文》，这是我喜爱的一册散文选编。此书之前也有一篇序言，也是既短也好的，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散文别有思路。孙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多年前曾提出当代文学史存在两个传统，即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这个看法虽然有他人不认同处，但他依然坚持这个观点。这两个传统的背后，都有一长串不可小视的作家名单，诸如鲁迅传统之下的邵燕祥、何满子、朱正、牧惠、赵园、林贤治等等，再如周作人传统之下的沈从文、俞平伯、张中行、邓云乡、钟叔河等等，而唐弢、黄裳、孙犁、叶兆言等人，却是“介于明暗之间”，两种笔意都是难以摆脱的。在这两种传统之外，散文的样式也很多。孙先生说他还特别欣赏汪曾祺和端木蕻良，“像汪曾祺，就杂取种种，是自成一格。汪氏举重若轻，洒脱中是清淡之风，颇有士大夫的意味。”端木的文章，孙先生曾当我的面提及过。在这篇序言中，他对端木以特别强调，认为其分量不在汪氏之下：“端木晚年的散文炉火纯青，不被世人看重。”

　　文章之好，首先在于文体的鲜明。文体鲜明者，乃是脱去了影响的痕迹，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独立思想的。为此，孙郁也列出了自己欣赏的一段当代作家的名单：“被世人喜欢的散文家多有特有的文体，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孙犁无不如此。当代有文体特征的作家不多，能在文字中给人思维的快乐的人，大多是懂得精神突围的思想者。李健吾、杨绛、唐弢、王蒙、谷林、赵园、李长声在写作里贡献的都是新意的存在。”而我又从这段话中获得启发，想起了今年在编完自己的文集《读抄》后，曾也写过一段体会：“这些年读来读去，深感白话文章自兴起以来，能够做好文章的，实在是屈指可数的。周氏兄弟是我最爱的两位会写文章的高手，沈从文、汪曾祺师徒的文章，宛若天成，甚为好看；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文章，凡下笔处，均可见高妙；废名师出周作人，青出于蓝，独树一帜，颇有得道之味；还有胡适、张爱玲、朱自清、丰子恺、台静农，或清秀，或精致、或苍郁，都是常读常新的；顾随、缪钺、俞平伯、浦江清，以随笔写学术，也显文章之美。晚近以来，张中行、金克木、黄裳、孙犁、董桥诸位，声名均显，却是仁者见仁，各取所爱。这其中的有些书与人，是我心向往之的，故而多有流连。”

　　以上提到了几篇序言，均在极短的篇幅中谈论文章之美，类似这样的文献还应是有的。我仅提及近来关注的这几篇，其实所要强调的，乃是从这些不同作者名单和谱系之中，试图传递了一种私人化的重建文章之美的意识。这几年来，有幸编选中国随笔的年选文章，也促使自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来拥有这种重建的意义，并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文学风景。不过，略感遗憾的是，能够引领一时风骚的文章家的出现，并非易事。百年来的白话文写作，能够成为一致共推的文章家者，也是屈指可数。想起近来在微信上的朋友圈里，又读到了止庵的一段非常个人化的议论，乃是他谈及几位当代文章家，皆有不以为然之处：“董桥我嫌腻，黄裳我嫌左，木心我嫌作，孙犁我嫌固。”几位文章家都是名声显赫，粉丝众多，所以止庵也调侃自己说，他这是想自绝于人民的态度。对于止庵的这番议论，很多朋友不以为然，有友人甚至留言：“止庵我嫌涩”，以表达其态度。当代文章家中，这几位已成符号，但也恰恰证明真正的文章大家修炼之难。而止庵提及的这几位，文章本身皆是一流，会做文章则是显然的，不过，无论是“腻”，还是“作”，或者是“左”与“固”，也都系文章背后的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展示。

　　止庵的议论，自然不乏道理，在我来说，既是认可，但又未必能够完全赞同。文章风格的存在，应是各美其美的。止庵的文集《插花地册子》今年修订再版，重温之后，也对文章之美又更增添了一些思考。此书中，止庵说他十分欣赏杨绛的散文：“杨绛的《干校六记》于1980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片天地。”而受到最大影响的，则是周作人，1986年他读到一部《知堂书话》，读后感慨极大：“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散文方面才真正有所觉悟，较之小说与诗要迟钝得多。此后中国文章可以说从头读起，从前都算是白读了。周作人尝以‘言志’与‘载道’概括古往今来的两类文章，我想也可以形容‘率性’与‘听命’，要而言之，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写别人你写的文章。”在止庵的中国文章谱系里面，“当以先秦、魏晋六朝、晚明和五四为最高峰。”先秦文章，特具鲜活气象，首推《庄子》；魏晋六朝文章，好处是在风骨，沉潜在底层，《世说新语》、《水经注》、《诗品》、《金刚经》等都是佩服的；晚明散文是性情文章，《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霜红龛文》、《文饭小品》以及金圣叹的批语等，皆可观；五四散文，周氏兄弟，几近完美，张爱玲是华贵潇洒，另有梁实秋、杨绛、谷林和台静农等几位，也认为是成就甚大，别开生面。

　　探讨文章之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这些不同的读书谱系的背后，往往可以看出许多几近相似的文学面孔，也有一种渐趋一致的精神维度。以上四位，汪曾祺散淡洒脱，张宗子气静神闲，孙郁温润通达，止庵枯瘦冷淡。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谈及中国文章，以为好的文章背后，往往站着一个人，因此，我们读文就是读人。一篇好的文章，其背后站立着的，应是一个既健康又现代的知识分子形象，让面目应是可亲、可敬，甚至是一种可爱。以2016年的中国随笔写作为例。陆文虎的《我对世界说》系一篇在海外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但同样是一篇很好的文学随笔。这篇文章切口小，气象大，所谈乃是作者对于中国文明的一己态度，传递出一种谦虚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而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积极一面的阐述，令人感到振奋。与此相似的，乃是王安忆的《朝圣》，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开放而又虔敬地对外心态，这是作家在美术馆欣赏画作后写成的一篇长篇艺术随笔。如此，我们再来欣赏张宗子的文章《梦中的忽必烈汗》，也是相似的感受，这位身在异乡的中国作家，心静气古，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毫不吝啬自己对于西方文明的喜爱和赞赏。以上诸篇，见识通达，文章温润。

　　重建文章之美，便是重建精神之美。就其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每一具体个体的真实生活的反思与重建。刘亮程的《认领菜籽沟》让我耳目一新。这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的一种边缘化的思考，却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刘亮程在偏僻乡村的一隅里，将被抛弃的土地以认领的形式交给更多作家来居住，其背后则是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来让更多作家感受到大自然的真切与美丽，也让人与自然能够获得交流与融合。刘柠的《一个街区，顶好有两家书店》则把目光转向了现代都市，试图为我们在繁华与喧闹之中寻找能够寄托心灵安宁的居所。刘柠是一位行走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痴。他以生动的文笔介绍了日本东京这个超级城市中的书店文化，让我们在深深地惊讶之余，感受到了人之生存的精神需要。武婧雅的《我的抑郁症》堪称一篇奇文，描写了患有抑郁症的自己在精神病院的一段岁月，从进入到逃离，似乎宣告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而蔡朝阳的《我只是不想再浪费生命了》，则是从体制的藩篱中逃脱出来的宣言，满怀伤感又不失浪漫。以上诸篇，散淡洒脱，似乎看破了庸俗繁杂的红尘，努力建构着一方内心中的小小净土。

　　201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鲁迅先生去世80周年纪念，此为一个我们无法绕过的精神符号；这一年，杨绛先生离世，这是一位令我们尊重的作家的远去。纪念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择其一二。阎晶明的《鲁迅与酒》从饮酒这个小小的角度，来看鲁迅的性情与怀抱。文章笔触游刃于鲁迅的世界，可见作者的学识与积淀，也是巧矣。李静编剧的《大先生》写鲁迅弥留之际，立意甚远。话剧在这一年悄然上演，探究鲁迅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展示了一个少见的鲁迅形象，更怀抱了编剧者忧患于现实的精神态度，热烈而又灿烂。郭娟的《穿牛仔裤的鲁迅》则是一篇很有趣的剧评文章，文章标题活泼生动，又显示出一种颇具魅力的文章个性。郭娟在看完这部关于鲁迅的话剧，其中有这番感慨：“多些读鲁迅、敬仰鲁迅的人，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人生意义致于深邃，沙聚之邦也会转为人国。”此篇之佳，在于读懂了鲁迅，也读懂了话剧，更读懂了我们这个时代。妙趣的文章补充了艺术表达的玄妙之处，奇崛的艺术阐述了文章表达的有限空间。关于鲁迅，可以谈论的内容依然很多。这个话题没有过时，但丰富的维度在不断向深处拓展。

　　纪念杨绛先生的文章，也是多矣，但深切又有穿透力者却是少见。杨绛先生去世后，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写过几段话，代表当时的态度：“杨绛先生101岁的时候，我去先生家中拜访过，印象中的杨先生，幽默、朴素、智慧，讲礼仪，也很关心社会时事。这些天，看到了一些议论，很不同意有些师友没有认真读过杨先生的作品，就十分随意地进行判定，更不认为钱杨夫妇是过着脱离现实生活的一对什么神仙伴侣。”杨绛先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创作了诸多可以留世的著作。她的文集《将饮茶》最为我所喜爱，也认为或许相比其他，更为重要一些，因为之中有杨先生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在群魔乱舞的时代，只有身穿“隐身衣”，并遵奉“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态度，才最终能够抵御荒诞，苟活并幸存下来。我认为这并非逃避，而是一种高贵的坚韧。众声喧哗之中，我读到陶东风的文章《戏中人看戏——从杨绛<干校六记>说到中国革命的文学书写》，心中才有一种欣欣然的认同之感，故而愿意推荐给朋友们来读。因为当我们谈论历史人物之时，其实便是谈论我们自己。我们纪念杨绛先生，映照的却是世道与人心。

　　记忆是最珍贵的精神体验。我们重建记忆，就是重建精神世界，也还是重建道德文章。这一年，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前的“多事之秋”，诸多历史事件纷至沓来。于是乎，便有了很多形式的纪念与追忆。但我更看重的，则是那种可能显得比较个人化的点滴记忆，因为这其中有一种更为深沉的思考与咀嚼，不带功利，克制低调，却怀抱着一种炽热的情怀。为此，特别遴选了这样的一组文章，分别为：李大兴的《多少风云逝忘川——我的一九七六》、赵园的《非常年代的阅读》、张郎朗的《监狱里的杨首席》、戈悟觉的《小院旧雨》。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我也相信，这样带有历史细节又充满沉思意味的文章，应该是多的。而我从这些文章的背后，读到了一种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对于时代喧哗的警惕，对于历史荒诞的沉思。这种不偏不激的态度，是经过那段荒诞而又残酷的岁月之后，没有被损害、扭曲，又能够直面惨痛和正视伤害的心灵，才能真正作出的最为真诚的回应。而他们几位笔下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我所看重的佳构，便还在于一种自觉于重建的精神襟怀，他们是能够超越一己之情绪的，而又不远离可以证实的自我印迹。我们应该重视这样有价值的声音，深沉而悠远，内含穿透之力。

　　几篇怀念文章，尽显风骨。吴青女士的《怀念母亲冰心》，感伤而不乏暖意。我读后随手写过一点感慨：“这是近来读到最好的文章，原来是这样的冰心，原来是这样的吴青！文中写吴青参加1989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投弃权票和反对票各两张，不想却在会中受辱，回家后她告知目前冰心，母亲冰心却笑了，随后在纸上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仅仅这样的一个细节，冰心先生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那淡淡地一笑，想必是嘲讽之笑，也一定是满意和鼓励的微笑。再有杨早的《我的祖父》也是印象极深的。这是一篇散淡而忧伤的文字，却勾勒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气节，充满浓浓的暖意，又令人能够耸然起敬。程怡的《爸爸教我读中国诗》，饱含着对于离去的父亲的深深怀念，通过中国旧诗词的诵读，勾勒出了一种中国士人的饱满形象，也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深敬意。冯象的《饮水思源》则书写他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外语教授杨周翰先生，先生宽博有爱，学识深厚，但思维现代，很开风气。杨周翰的风范遗泽了众多学子，冯象便是其中之一。以上诸篇，无论追忆旧事，还是怀念故人，均呈现出一种气静神闲之态，读来仿佛前朝闲话，却难掩沧桑。

　　好文佳篇多矣。章诒和的《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说邵燕祥》，以一篇短文为“当代中国文学界的良心”塑像，饱满生动，棱角分明；白先勇的《吹皱一池春水》，鼓励后进，叹息旧事，娓娓道来，消逝的风景中掩藏着的尽是风流与才华；孙郁的《“多”通于“一”》，探寻文人的精神脉络，温润中有敬服，也有寻思与期待；止庵的《画廊故事》乃是文人看画，谈感受，讲心得，饱含着的是一种自由散淡的心态；杨渡的《沉静的旅人》追忆故友，怀念往事，沉静之中，暗藏热烈，这是对于一种虔诚的艺术家的祭奠；车前子的《水绘时光》以诗人的笔法写出了中国文化之美好，充满灵性，又带着跳跃之态。以上诸章，立意皆高，但风格各异，或热烈，或沉静，或廋冷，或温润，其中彰显了艺术的神圣、文学的尊严以及文人的风范。重建文章之美，就是重建一种新的精神内涵。汉语的世界如此之美，正如张宗子之感叹，这么优美、静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我们自应珍重。但在我以为，它的美丽，还应是展现一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韵味，也应是有着科学与文明的现代情怀。今日之文章，乃是既有古朴之态又充满着不息生机。这种文章之美，便是重建的意义和追求。

　　2016年9月2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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