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鉴今，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资治通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间，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宋英宗念其“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的功效，钦定书名《资治通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

钦定中华正史五千年心路历程清乾隆时，《明史》定稿，乾隆帝诏刊二十四史，又诏增加《旧唐书》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并钦定二十四史为中华正史，自此《二十四史》被赋予特定的涵义和地位。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下旨由武英殿结集刊刻《二十四史》，即为清代官刻本。读懂二十四史，便知上下五千年，中华

本书顾名思义是对“国保”的一些研究记录，心得和体会。“国保”一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简称，指的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新中国的首创，它的评定和公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项重大文物保护举措。自1961年3月4曰第一批“国保”公布以来，在50年的时间里，国家先后公布了六批2352处“国保”。

自古以来，日本长期折服于中国的文治武功，然而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内外形势的诸多变化，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基本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方向，这集中反映在儒学、国学、兰学三大学问体系中。由于“三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所倡精神各异，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为三种互相联系又相互

《世界汉学（第9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持汇编的当代国际汉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文集，全书分为汉学视域、汉学名家、经典释读、艺术史辨、文学对话、文献钩沉、汉语研究、学者访谈等八部分，共十七篇文章，内容涉及汉学领域的文、史、哲、艺术等多方面。

“和合故而能谐”，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和合美满”的“善”文化理念。“推己及人，怀柔远人，崇德抑武”的精神，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善”的向往和追求。然而由于近代工业化文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中国

甲午战争直至日本战败（1895—1945年），日本在中国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蔑视型中国观进一步固化，对于中国掀起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均否定其积极意义，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亡国观”。

田庆立和程永明编著的《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6卷（1972—2010）》阐述了中日复交以来（1972—2010年）日本政界人士、经济界人士和普通国民的中国观的演进轨迹和发展特征。依循历史发展的脉络，集中对不同时期日本各界人士中居于主流的对华认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观的变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

在中日两国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时期（1945—1972年），按照日本的政权更迭，其中国观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末，中日关系敌对态势逐渐形成并走向恶化；1960年代，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70年代初期，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对华政策开始从敌对走向正视。本卷论述了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

本书从详细解读日本外交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相关原始资料出发，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从臆测到实证、从同病相怜到蔑视轻侮以至于兵刃相向的发展过程。对幕末志士的中国认识、明治初期《中日修好条规》的交涉与签订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福泽谕吉以及为蔑视中国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各种言说、当时政界、军界及社会民众的相